《调查报告》一事也给我启发和希望。我身体已经衰残，不适应在工厂一线从事管理工作，但身残脑不残，休身勿休心，我还是可以搞点研究，做做学问。
于是，刻苦学习自己所爱的经济学和企业管理，从此很少看过大部头的文学作品，也没有再舞文弄墨写诗作赋。于此同时，我还经常就经济问题写些东西，寄往有关研究机构，以期探讨。有些机构，比如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还经常给我回信。收到对方回信我都很高兴。对方如果夸奖几句，更是兴奋。可以说，那段时间，他们的来信是对我极大的鼓励。
国家计委经研所的一封来信
工经所的一封来信
记得当时的《经济学动态》等刊物，我是每期必看，并做了大量笔记。有一期，我看到了于光远的一篇文章，文中写道，我国的经济学科许多都是空白，比如产业经济学，旅游经济学等。看到这个内容，我产生冲动：我要创建旅游经济学，填补这项空白。我像揪着头发打算离开地球一样，投入到奋斗中。
但是，开辟一个新的领域，谈何容易？这是一项巨大的工程，需要建立一个个概念和概念体系，并且以严密的逻辑反映旅游经济运行的规律。而当时我国的旅游经济本身就是空白，没有任何来自实践的经验和理论。同时，专业从事这方面研究的人员还没有。中国社会科学院，仅在财贸研究所，有一位原来搞商业经济研究的乔玉霞女士，转行在搞旅游经济研究。另一方面的困难来自于我的身体，自从患上肠粘连后遗症，直到现在，我也不能长时间伏案工作。有时需要半仰卧躺在床上，支着一个板子写作，并且精神也不能太兴奋和紧张。当然，那个时代更没有电脑可用，难以像如今一样，方便快捷地搜索资料，和别人交流与写作。当时，写作靠爬格子，交流主要靠信件，搜集和存储信息靠阅读报刊与剪辑。真可谓困难重重，如攀大山。在这种状况下，我确定一个思路：以马列主义经济学原理为依据，再从其他部门经济学，比如工业经济学、农业经济学等学科里汲取养料，建立起旅游经济学的框架。并且利用自己以前积累的知识，报刊上阅读和与别人交流得到的零零星星的观点、资料，丰富学科内容。
那时我特别留心和别人交流，报刊上的作者我都尽力打听其通讯地址，然后写信联系。乔玉霞女士就是这样建立联系上的。通过信件，我们探讨许多问题，比如某个概念应如何表述，如何确定其内涵与外延。我后来到北京出差还专门拜访了乔老师。后来，杭州大学成立了我国第一个旅游经济系，她推荐我到那里任教。杭州大学一位姓徐的老师也给我来了一封信，希望我调过去。但是家里不同意我调到外地，因为全家都在河南，彼此方便照应，最后我放弃了这个机会。大概有两年时间，我都在探讨旅游经济学，写有不少章节，总共六七万字。
后来我调到洛阳工学院，从事工商管理教学，就退出了旅游经济领域，仅在浙江大学的一个期刊上发表过一篇关于旅游经济学的文章。
舞钢，那不能忘却的岁月
1982年，我举家调离舞钢，主要原因是考虑孩子们的教育问题。舞钢坐落在山区，人们开玩笑说，在这里小孩能看到的就是“毛驴板车拉石头”。虽然语出夸张，但却说明舞钢的文化教育事业相对落后。那几年舞钢出现“返城潮”、“调出潮”。为孩子未来计，为自己的再发展计，我于1982年5月调离了舞钢。但10年时光怎能轻易忘记？而且是我人生中最好的时光。我把一个人生命中最宝贵的两样东西 ——青春和健康都留在了这里。在这里，我获得了爱情，建立了家庭，收到了上天睗予我的最珍贵礼物——一女一男两个小宝宝。这里有我的成长和困扰，有我的风光和沮丧，有我的喜悦和伤痛，有我的关注和担忧，有许多雪中送炭的朋友，有美丽的湖光山色……这一切令我魂牵梦萦。后来的舞钢果断地进行结构调整，下马了大部分项目，集中资源建设炼钢和轧钢。上世纪90年代中期，通过资产重组优势互补，舞钢在厚板生产方面更具优势，承担了许多重大项目，比如2008年北京奥运会主场馆“鸟巢”主体建筑用钢全部来自舞钢。
这令所有曾在那片热土上工作和奋斗过的人们欣慰。愿舞钢一路走好！
教育之路起航
我一直在想自己为什么走上了教育之路，为什么身染沉疴，依然刻苦钻研、倾力授课，是因为曾经春风化雨般的恩师们的感召，还是因为这里本就是我的理想国，是最适合我的岗位？
当我决定离开舞钢后，并没有考虑调入其他部门和行业，目标就是大学。
我联系了两个接收单位。一个是刚刚建立的河南财经学院（现在的河南财经政法大学），一个是洛阳工学院（现为河南科技大学）。一切都非常顺利。但洛阳工学院因隶属于机械工业部，程序简单，时间更快，一个月就发来了调令函。于是，我于1982年5月，调到了该校管理工程教研室，开始了我一生的教育生涯。爱人同时安排在财务部门。
报到不久，河南省计经委委托我们系举办一个全省技术经济培训班，授课对象是主管经济的大小官员与企业干部。是否让我登台讲课，教研室领导甚是纠结。因为我看起来身体羸弱，平日里讲话低声细气，领导担心我是不是能压住阵，能不能讲好课。最后决定，既然已经调入，就让我上去试试。我记得，分配我的讲座内容是基本建设管理方面的，课时有几个半天。虽然这个内容我早已涉猎，但我仍然下了一番功夫备课。第一个上午讲下来，听课的干部们反响强烈，一致认为：“郭老师讲得好”！他们打听我的来历，知道我毕业于人民大学，并且在企业工作多年，不禁称赞：“怪不得讲得和别人大不一样”。就这样，在大家的喝彩声中，我打响了大学讲坛的第一炮。也许应了那句话：“锥处囊中，终会脱颖而出”，或者叫“是金子总会发光”，再或者是“机遇只会光顾有准备的人”。我多年才学的积累，经验的沉淀，人生的历练，此时明确回答：我的人生新选择没有错，我可以胜任大学老师的工作，我可以在这个岗位上生存和发展，我的病残身躯有了回报社会的新用场，我没有辜负那些信任我、推荐我、调入我的朋友和领导。当然，俗话也说得好：“同行是冤家”，“峣峣者易折，皎皎者易污”，困扰自然会有。而此时我们一家，蜗居在筒子楼里，十来平米的房间里住着一家四口人。屋里放了一张大床后，只留出来了一尺来宽的地方，做饭只能在公共走廊。在这里，床板成了我伏案工作的书桌，小板凳就是我的座椅，在这上面，我完成了一次又一次备课。这种状况延续将近一年，然后搬进一套平房之中。
1982年，郭济兴全家在洛阳合影
人大进修，再续前缘
调入洛阳工学院4个月之后，也就是1982年9月，我得到了一个进修机会，即重回人民大学工经系，参加教育部委托人大举办的工业经济和企业管理进修班。阔别十多年，我终于又回到母校，见到了那熟悉的校园，见到了十分熟悉的系领导和老师们。我知道，与老师们短暂的相聚，是为了以后更高更远地飞翔。
大学五年，由于搞“文化大革命”，师生们在一起的机会较多，特别是在北京人民机器厂和东方红炼油厂两次下厂，整整一年时间，师生们就睡在一个大通铺上，毫无隔阂，非常熟悉。许多老师多面的才华，当时就令我十分敬佩，比如拉京胡、唱京戏、搞体育活动。遗憾的是，并没有听过大多数老师的课。而此时，改革开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全国上下高度重视学习管理知识，人大工经系风云际会，登上了历史舞台的中心。可以说，整个20世纪80年代，人大工经系执全国工业经济和企业管理教学之牛耳，各地高校、干校、培训班这两个专业，无不使用人大工经系编写的教材。老师们一个个尽展才华，成为本专业领域如雷贯耳的专家名流。而今我重回母校，充分领略了老师们的大家风范。我穿插着上课，尽量把每个老师的课都能听到，上课时认真记笔记，课后积极参加讨论，恨不得在一个学年里，把大学期间耽误的课全部补上。可以说，这一学年，我是带着收获满载而归的。这期间，由于我和系里比较熟悉，一直担任培训班的班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