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格晋升
洛阳工学院（以下简称洛工）有较长的历史，并且远离地方权力中心，校风比较端正，学术空气较浓。当时学校的书记，曾在国务院办公室工作过，能力强，有魄力，并且作风正派，以身作则。比如他当政时规定，新房建好，党员领导干部一律不能住三层，因为三层被公认为是最好的楼层，三楼必须优先安排教授居住。学校还有一批潜心学术的老教授，为人正直，不附炎趋势。这个学校的劣势是不在大城市，同时，虽是部属，但非重点，学术资源比较贫乏，发展比较缓慢。
我在舞钢曾经获得助理工程师职称，相当于高校的助教。但进入洛工后没有套改，也就是说进入高校4年，我还没有职称。记得1985年我在原国家经委经济研究所编辑的一本书上发表两篇论文，署名均是“洛阳工学院教师”。1986年评定职称时，国家第一次有了破格的政策。那时我已经发表了六七篇文章，在学校可谓凤毛麟角。我征求了朋友们的意见，鼓足勇气申请副教授职称。我的材料报到职称办公室以后，他们感到很惊奇，不知道本校还有这么一个人。我曾斗胆去拜访一位学校领导，他的第一句话是“你是哪里的？”因为洛工一直以来是工科一统天下，我们教研室成立不久，在学校影响很小，加上我本人进校时间很短。对于我能否破格晋升副教授，学校里出现了很大分歧。
当时，国家对高校的领导体制进行改革试验，洛阳工学院是校长负责制试点。上任不久的院长留学过苏联，无党派人士，从事铸造专业，专业技术很强，且为人正派，但却对社会科学存在很大的偏见。他甚至说过，社会科学的文章不就和“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大字报”差不多么，他对我破格晋升自然消极，与他持相同观点的大有人在。有一部分人却坚定地支持我，担任当年职称办公室主任的外语教研部主任坚持认为，他看过我的材料，觉得我在全国刊物上发表的论文水平高，在专业领域中比较突出，在我们学校很少，应该破格晋升。据说，在去部里汇报职称评定工作的火车上，职称办主任为我这个事情和院长争论了一路。终于，大家的努力没有白费，这一年，学校破格把我晋升为副教授并获得上级批准。
追忆往昔，我对职称办主任等支持我的同事们感铭终生，我和主任素不相识，他却为了学校的发展，坚持正确意见，不拘一格，奖掖后人。我也感谢院长，他虽持偏见，但却正派；虽有独见，但不独断。作为一个领导，不一定事事正确，但下级可以和他争论的领导应该是个合格的领导，因为他具有基本的民主素质，其决策不会出现大的失误。由于我进入高校4年，便获评为副教授，为我以后的发展开拓了更大的空间，也为我在10年时间里，走完职称评定的道路铺平了道路。须知，有多少老师奋斗一生，“皓首穷经”，也不一定拿到教授的职称。
再栖新枝
1989年5月，我调到了河南财经学院（现河南财经政法大学）。之所以做出这样选择，主要是因为，作为河南省唯一一所综合性财经院校，河南财经学院毕竟比洛阳工学院具有更大的发展空间。
当时的河南省没有工商行政管理专业的高层次人才，只有一个中专学校培养中等专业学生。我们学院在河南省工商行政管理局的资金支持下开设了全省第一个工商行政管理本科专业，并为此成立了一个教研室。我调去财院不久，领导决定由我担任教研室主任，负责该专业的建设和发展工作。对此我心中比较纠结，我的本行是工商企业管理，和工商行政管理不是一回事。但考虑再三，我没有拒绝，我觉得，组织上将我调来，我就应该急学校之所急，服从安排，个人做出牺牲是应该的。自从接手这个任务，我便为之倾注了极大的热情和精力，调入了几位青年教师，建立了基本的队伍，积极开展对外交流，并和兄弟院校合作编写了《新编工商行政管理学》。经几年努力，终于成功培养出河南省第一批高层次的工商行政管理人才。很遗憾，由于该专业适应面太窄，学生毕业后就业不易，几年后该专业下马。
1993年后，我曾兼职“下海”几年。其间的心路历程和经历，我在第九章专做回忆。
2002年初，学校设立了“企业发展研究所”等两个正处级的研究所，相当于学校的二级机构（此前，学校没有专职的研究机构）。其中“企业发展研究所”是唯一一个有人员、有经费、有办公场所的研究所，我被任命为该所所长，同时被聘为学校学术委员会委员和硕士生导师（我校因成立时间较短，虽然是人口最多省份的唯一一所综合性财经大学，但迄今仍未获得博士学位授予权），负责人力资源管理方向的学生培养，并讲授所有研究生的《高级管理学》课程，直至退休。我本应该2006年“到站”，但是延长了一年，到2007年退休。2007年6月7日，学校为我退休开了个座谈会，校党政主要领导与会。校长李小建亲笔在我的退休《荣誉证书》上题诗一首：
春华秋实数十载，
文山书海写情怀。
献身财院终无悔，
颐养天年新舞台。
李校长温文尔雅，颇具学者风范，在自己的学术领域内声誉卓著。他对我的肯定令我感动。有的朋友曾为我抱不平和惋惜，我早已心无块垒，无怨无悔。
多年来，在完成校内教学科研任务的同时，我也经常到社会上、到企业举办讲座和培训班，参与政府和企业邀请的咨询活动，颇得好评。
一跪慰平生
2004年，我的研究生康凯毕业，师生们在一起聚餐。席间，他站起身来，端起酒杯，突然双膝跪在我的面前，敬我喝酒，并说了一些感谢的话。康凯大学毕业后参加工作多年，研究生毕业已年届32岁。他学习刻苦，勤于思考，稳重懂事，深得我心。一个三十多岁男儿的曲膝一跪，贵于黄金，那一刻，使我顿觉这辈子当个教师，值！
回首25年的杏坛生涯，可以说，高校教师这个角色，对于我是得其所哉。“天生我材必有用”，最适合我的用场莫如高校的教学与科研。
它适合我的个性。高校的教学科研主要由教师独立承担，工作的效果端赖教师个体主观能动性的发挥，高校教师自己支配的时间相对较多，个体完全可以超脱尘世的喧嚣，躲进小楼，任思想在自己偏好的领域自由驰骋。它适合我的特长和爱好。“春江水暖我先知”，我具有较好的感知能力，长于选择项目，捕捉机会，喜好冲破习惯性思维的羁绊，提出自己的看法和见解。它适合我的身体状况。没有很强壮的身体也能承担教师的工作，因为它毕竟不是高强度的体力劳动，也不需要每天8个小时雷打不动的坐班；我工作过的两个高校，生活区和教学区紧邻，上班十来分钟的路程，没有车马劳顿的奔波；教师还有让其他行业羡慕的每年两个假期，你可以在忙碌和压力后，休憩身体和放飞心情。它满足我的需求。我也并非不食人间烟火的方外神仙，自然有物质与精神需求。我总结教师这个职业是“没有威风有尊重，没有富足有保障”，虽没有权力出入的前呼后拥，但一声“教授”的称呼也蛮够受用；不能大富大贵，但这个月的工资花完了，下月的工资又发了，基本生活稳定而有保障。斯材斯岗，匹配得当，进可以攻，退可以守，复何求哉？
高校教师对我虽是个合适的职业，但我对这个职业却并非是个完美的角色。我有两点硬件上的缺陷。一是说不好普通话。追溯原因，在于我小生产者的局限性。我从小生长在农村，深知农民的好恶。农民们对那些离开家乡不久就换了乡音的人，总会讥讽：这才出去几天，就撇一口洋腔。似乎这就是数典忘祖，罪莫大焉。所以，我在考上大学，来京求学之时就暗下决心，决不能像那些人一样，“肤浅烧包”，回家不讲乡音，让乡亲们见外。于是，我虽然在北京生活多年，却从未积极地、有意识地学说普通话，甚至为自己能一直用老家话和家乡的长辈们聊天感到欣慰。当然，那时我更没有料到我的职业生涯最终和教育结缘。不过，毕竟在外多年，为适应工作，也有所改变，但终因“积重难返”，说出的也是南腔北调。听我口音，有人以为我是南方人，有人以为我是山西人，其实我是靠近山西的河南人，我说的是不豫不晋、非南非北的“超语种”。为弥补这个缺点，面对新的听课对象，我前几课总会有意放慢语速，尤其注意在讲授内容和观点上多下功夫，以便以瑜掩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