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是不能熟练地驾驭一种外语，其原因是多方面的。我学的第一种外语是俄语，从初中学到大一前后凡6年时间，然而自1966年“文化大革命”始，再没触及，结果连字母都忘到九霄云外。我学的第二种外语是英语。那是“文革”结束后，舞钢为适应开放的需要，邀请郑州工学院的老师在舞钢举办英语培训班，所用教材是辽宁省工科院校编写的上下两册《基础英语》，该教材偏重科技，很少日常生活与人文社科方面的内容，并且那时所学都是“哑巴外语”，不注重口语听力的训练。我学的第三种外语是法语。那是在洛阳工学院，组织上说，拟派我出国学习，但大语种不易出去，要学小语种法语。于是乎，我耗费将近一个学年，往返于郑州和洛阳之间，参加一个由郑州大学举办的强化培训班。全班仅5个学员，学得也不错，后来出国无果，平日也派不上用场，结果依然是全部奉还给了老师。概言之，我此生涉猎过英、法、俄三种外语，加上母语汉语，本能畅行世界，结果连母语也差强人意，拿不出手，惭愧惭愧！现在唯一保留着一点的是英语，出国旅游和居住，单词、手势、书写齐上阵，才可以勉强和老外进行一些简单交流。至于笔译，倒还拿出一点像样的东西。1987年，我找到我的老师杨文士教授，希望能翻译点东西，以备晋升职称所需。杨老师担任中国质量管理协会秘书长，声名卓著，和国外交流甚多。当时，质量管理大师，美国的阿曼德•V 菲根堡姆的《全面质量管理》第七版出版不久。这一版中，菲氏增加一章新的内容，即“质量成本——质量体系的经济基础”。这部分内容，为以后诞生的《质量经济学》奠定了基础。杨老师给了我一部英语字典，让我先翻译一两页试试看。我于是在人大招待所花了一天多功夫，翻译了几段，呈送杨老师看后，他非常满意，当即决定由我翻译。原著中的第一句话，简直让我绞尽脑汁，但就是这第一句的翻译，杨老师最为满意。在此摘录如下：Satisfactory product and service quality goes hand-in-hand with satisfactory product and service cost.我的译文是“良好的产品和服务质量，是与良好的产品和服务的成本并行不悖的。”现在再读，似觉第二个“良好”还可推敲。这部分译文后来公开出版，作为中国质量管理协会培训教材的附录。我想，翻译质量的优劣与汉语的书面表达能力是紧密相关的。
一跪慰平生
我虽非是一个完美的教师，但却是个用心的、努力的教师。多年来我恪守几条原则。一是要把学生当作自己的孩子一样去爱他们，要去关心他们的学业、就业、职业发展、生活等。比如，尽自己的能力，帮助他们联系工作，推荐单位；在校期间，从来反对学生给我送东西，每次聚餐，包括“谢师宴”，都由我买单，不给学生增加经济上的压力和负担。二是培养学生的健全人格重于传道、授业、解惑。由于各种原因，有些学生胆怯、自卑、自信不足，我会着意帮助他们克服，比如多提问他们，甚至安排其上台讲一段课，然后表扬鼓励。我的学生有的已经成为大学老师，有了高级职称，回忆过往，他们认为，讲课的勇气和自信最初是郭老师给的。三是培养学生开阔的视野和创新思维的方法重于课本知识的讲解。“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教师不应该作教书匠，而要作学生的智力开发者和探索的引路人。为此，每一次讲课我都要认真备课，努力做到课课有新意，堂堂有己见。当然这绝不是在课堂上说一些奇谈怪论，而是要引导学生善于质疑思维和多向思维，启发学生在更宽广的背景下理解问题。
我从来不照本宣科讲课。我认为，人文和社科的教材，有一定文化水平都能看懂，即使一遍不行，多看几遍而已，特别是研究生，你讲的课他们在本科阶段大多已经学过，如果还按照教材上的章节一、二、三、四地讲课，岂不是误人害人。因此，我在给研究生讲管理学时，导论部分通常要讲10个课时左右，中国的、外国的、古代的、现代的、宏观的、微观的、工业的、其他领域的，都会联系到，以便使学生对管理学有一个高屋建瓴的鸟瞰。以后的各项专业管理，挑选出一些内容，让学生分工备课，自己登上讲台讲授。这种方式，极大地调动了学生的积极性。为讲几十分钟，他们会看许多书，会记不少笔记，写几遍教案，对教材的理解有了深度和广度，同时大大提高了他们的语言表达能力和胆量、自信。每一章后，再组织讨论，进一步把学习引向纵深。
回忆我的导师
回忆我的导师
康凯
回忆既是一件美好的事，也是一件痛苦的事。说其美好，是因为重新追忆那些快乐的往事会让你感到身心愉悦；说其痛苦，是因为那些快乐的往事已不能重现，这又会让你怅然若失。弹指一挥，我硕士毕业离开河南财经学院已经整7年了。在这七年的时间里，虽然我的人生发生了许多重大的变化，虽然我已远离母校而在天津工作定居，但是在河南财经学院攻读硕士学位的那段美好岁月仍然会不时地浮现在我的眼前，让人无法忘记。忘不了同窗苦读的莘莘学子，忘不了菁菁校园的一草一木，忘不了毕业典礼上我们的铿锵誓言，更忘不了的是——我的硕士导师郭济兴教授。
俗话说，人生就是一种缘分。回想起初识郭济兴老师的情景，如今仍是历历在目。记得那是2002年的9月，我硕士二年级第一学期的第一个星期五的上午，早上我们吃过早饭便夹起书包，匆匆忙忙地往专业课教室赶，去上高级管理学的第一堂课。在路上，同学们还在猜测，不知给我们上高级管理学的该是怎样一位先生。进了教室，我们眼前一亮，一位精神矍铄，身材清瘦的先生早已翩翩而立在教室讲台前，他用眼神和微笑与我们每个进来的学生一一打着招呼，我心头不禁一动，心想这位先生很有气度呀，身上有气场。等我们坐定，他便做了自我介绍。哦，原来这位给我们上高级管理学的先生就是号称财院“二郭”之一的郭济兴教授，我不禁窃喜。早就听说在财院的教师队伍中，有几位杰出的人物，学生们模仿金庸的武侠小说也给他们起了响亮的“江湖绰号”，即上有“二郭”，下有“四大才子”。“二郭”即在“江湖”中排在前两位的学术大佬，两位姓郭的资深教授，均是 “国务院特殊津贴获得者”，其中郭济兴教授最早，是在1992年即享受这一荣誉。
果不其然，这位河南管理学界久负盛名的人物出手不凡，一上来就用他那独有的历史演义式讲课方式清晰地给我们描绘出了管理学演进的历史画卷，勾勒出了管理学不同学派在历史长河中出现的偶然和必然，揭示了人类管理文化分层级、螺旋式演进的大规律。他以他那丰富的实践经验，深厚的理论积淀，生动而深刻的语言，信手拈来的经典案例，不断地拓展着我们的视野，轻松地引领着我们在前所未知的管理学瀚海中游历……嘟，突然，好似天际外的一声铃音打破了我们游历的沉醉，下课了，100分钟的时间就这样过去了，而我们好像只过了10分钟，还没有回过神来。郭老师就是这样走进了我的世界，就是这样一课定了师生缘分，就是这样开启了我追随郭老师的人生历程。
蒙先生不弃，收我于门下。在师从先生的近两年时间里，我一直被先生高尚的情怀、渊博的学识、奋斗不息的精神所感动着。
先生师德高尚。在指导学生的过程中，他总是为学生的前途而着想，总是以学生的利益为出发点，没有任何私心，真正践行了“燃烧了自己照亮了别人”。先生完全抛弃了如今流行的导师和学生之间犹如老板与员工之间的关系定位，从来没有让我给他“打过一天工”。反过来，总是将其研究中的核心思想，自己构思的论文逻辑框架，合盘托出并手把手逐字逐句地教我，让我用其发表论文，构建学位论文。这在现今的学术界完全是“逆潮流”，完全是反方向的，而这也正是先生的高风亮节之处。更让我感动的是，为了帮我开拓眼界，先生在外出讲学时，总是带着我，给我介绍认识学界的前辈；为了缓解我紧张的学习压力，间或带着我去旅游散心；为了给我提供一个有利的学习环境，先生将其办公室的钥匙交予我，让我晚上和星期天在此学习。而这一切费用都是先生来负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