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突击队到我家搜查时，我毫不紧张，因为我知道我家没有、也就不会藏有粮食。突击队知道我家底子太薄，果然简单查看后就撤走。不料这次我竟猜错。“搜粮运动”平息之后，一天深夜，父母把我叫起，帮忙搬开所睡的床板，揭起床下地面铺的方砖（我家地面上铺着一层方砖），小心翼翼刨出一大一小两个坛子，打开后，是两坛子柿糠饼（柿子切成片，和上小米糠，晒干后即为柿糠饼，磨碎后可作馍和粥），我惊喜不已。现在想来，父母为一家人的生存可谓煞费苦心，而每一户农民，不也是源自原始的本能，为自己的生存而挣扎，这有什么过错吗？
这一年，我和姐姐同时小学毕业。姐姐学习也很优秀，但家里无力供养三个学生（二弟也已上小学），只好让姐姐辍学。当时鼓吹所有制要“一大二公”，我们大队由相邻的三个村组成，大队部设在离我们村二里之外的姚庄村。到了冬天，队部准备设个供销社的小店。父亲找到大队领导央求，姐姐得以成为供销社的店员，并最终成了一个拿工资的正式职工。虽然最初的三年每月仅9元工资，后来调到公社，每月也就18元工资，但是这不仅在当时减轻了家里的负担，而且也是以后我们几个兄弟跳出农门的重要原因。因为姐姐长期以微薄的工资补贴家用，悉心照料父母，处理家里的许多事务，我们才得以在外地完成学业。现在回想起来，姐姐当时能在三个村庄里争取到这份工作，大概是因为父亲毕竟有些手艺，也见过一些世面，在农村有些人缘。而大队书记的儿子那年和我从同一个小学考入同一个中学，也使父亲和书记有了结识的机缘。须知那时农村的初中生还很少，徐吕和姚庄两个村庄1959年总共才考上三个初中生。
农村的饥荒在进一步加剧，政府不得不推行“低标准，瓜菜代”的办法，每个成人一天仅有几两粮食，儿童更少。食堂打来的饭稀得可以照见人影和月亮。有些老人开始得了浮肿病，以后莫名其妙地死去。这段时间，有个人帮了我家大忙，那就是生产队食堂的负责人。此人在解放前大灾时逃荒到西安，就住在我家，如今知恩图报，让我母亲到食堂上班。有时，给各家打完饭后，余下一些馍饭，食堂的人员就可分些。有时没有别人，他就给我家多打一瓢半瓢稀饭。后来，我家就经常拖到最后才去打饭，为的就是多打些稀饭。
饥饿，曾经是我家生活的主题
那些年，农村的其他治安事件并不多，唯有为吃而偷十分普遍，男女老少无不参与，彼此也不忌讳。当时流行一种“时装”叫“大口袋”，就是在衣服里面的左右、后边缝上大口袋，到田里干活时，能装什么就装什么。冬天，有些妇女，把衬裤下面扎紧，到地里挖红萝卜时，就装些红萝卜带回家。夏天在生产队的麦场打麦，就在鞋洞里装些小麦，回家后倒出来，洗一洗晒干再吃。城镇上常常发生抢吃的事情。有人拿着馍正在吃着，突然被人抢过去就吃。有些被抢者反应过来后，会反抢回来，并给抢吃者几个耳光。不过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抢吃的人又有了“新招数”：抢来后先在馍上吐几口唾沫，被抢者也就无可奈何。也有人长期挨饿，突然有顿饱餐，就大吃特吃，结果成了一个撑死的冤魂。
1961年上半年，喧嚣一时的公共食堂终于寿终正寝。到了1962年，各家也分到了一点自留地，政策还允许社员经营小规模的家庭副业，农村的总体情况有些好转。但我家依然饥饿困苦，因为此时我开始上高中、二弟上初中、三弟上小学，1958年、1962年四弟、五弟也相继出生。那时没有计划生育政策，多子是积善多福的象征，只要添了孩子，父亲就十分高兴，但家中的负担更重了。
1961年到1962年，父亲曾在公社的毛笔社工作，主要是制作骨梳等，有时到内蒙古等地收购马毛，推销毛笔，这时又由于家里的自留地没人耕种重回农村。但自留地收获的很有限，主要还得靠挣工分、分粮食，我家仍然是老缺粮户。除了吃野菜树叶，我们还尝试过吃榆皮面（即榆树皮磨的面），吃后拉不出大便，需要用纺棉纱的锭子掏出。父亲还带着我和二弟到田野里掏老鼠洞。有时一个坟头上的老鼠洞竟能掏出十多斤黄豆，回家后母亲洗洗晒干磨成面，竟成了我们的救命粮。后来，父亲农闲时，一人在家制作骨梳等，其原料是牛骨。牛骨上常常连带有脆骨、干肉，买来后父亲把脆骨、干肉刮下煮熟给我们吃。做骨梳的废骨料父亲将其砸开，放到锅里熬出油来，用以烙馍炒菜，我们觉得味美无比。和屠宰场的老板熟了以后，买骨头时，父亲顺便捡回些扔弃的蹄爪之类，回家后经他一加工，又成了大家的美食。邻家的孩子同样饥肠辘辘，母亲就让他们也来分享。当时连盐都十分短缺，更遑论味精佐料了，但我们都吃得津津有味，香不可言。
说来也怪，我们吃了以后竟然什么病也没有！这大概是成长中的我们，当时所吃的最好营养餐。我们还吃过“淀粉面”，所谓“淀粉面”，其实就是磨碎的玉米芯，用它拌上一点粮食，蒸成窝窝头充饥，吃起来味同嚼蜡。记得有一年过春节，家里只有十来斤粮食。大年三十那天，父亲从几十里外的博爱县，搞来半袋淀粉面，兴高采烈地回到家里，和上一些白玉米面，蒸成馒头的模样给我们吃，同时还赞不绝口说：“真好吃”。我们也就跟着吃了起来。现在回想起来，父亲那是强颜为欢，为的是一家人苦中求乐，过好春节。这种忍饥挨饿的日子，一直到1965年我考上大学来到北京，才终于结束。
伟大的父亲
父亲身材清瘦，精神矍铄，天生的乐观性格，再大的事都不放在心上，“愁”字似乎和他无缘。我们小时候姐弟多，家境窘迫，吃饭成了全家人的第一大事，父亲一天到晚都在为吃奔忙。即便如此，父亲也未被难倒过。他爱动脑筋，总能想出一些办法以解燃眉之急。像前面所讲的，带我们到田间坟头挖老鼠洞掏粮，用“淀粉面”充饥，到河里打鱼，刮掉牛骨头上的脆骨干肉煮煮吃等。
在我们的记忆中，他向来是乐呵呵的，凡事总往好处说，而不是愁眉不展、唉声叹气、烦躁不安，总以自己的乐观精神，感染大家，带领一家老小，艰难度日，顽强生存。比如过春节搞来一些“淀粉面”，回家就一副兴高采烈、得意洋洋的样子，吃的时候还满口称赞“真好吃”。和乡亲邻里在一起他也不时说笑，苦中取乐，“穷开心”。有时性情所至，还会喊几嗓子戏，甚至给孩子们耍一通“绳镖”。父亲的表弟是耍“老虎”（类似耍“狮子”的表演形式）的好把式，于是他跟表弟学了一手绳镖武艺，什么“十字披红”、“朝天一炷香”，玩起来很精彩。父亲这种乐观豁达的性格和表现，不知不觉中影响了我们，成为留给我们姐弟几个的宝贵财富。多年以后，在我们自己的人生路上，每当生活工作中遇到困难、遭遇逆境的时候，想到父亲这种精神，便会增加勇气和信心，以昂扬的姿态，咬牙挺住，顽强抗争，战胜困难，走出逆境，努力去开拓更好的未来。
我还记得一个小细节，充分体现了父亲争强好胜，从不示弱的个性。政策调整后，每家有了自留地，每次打粮后，老乡们之间会互相打听，有人说自家打了八斗，父亲就会跟别人说：“我打了一担多”！他对外总是说得比较大。母亲数落他：“你那都是小斗啊！别人十升才够一斗，你是七升就是一斗。”从这件小事，也可以看出父亲对外不甘示弱的性格。
父亲生于乱世，家里穷困，没上过学，不认识字，可天资聪颖，记忆力强，且勤学好思 。他不会读书就看戏听书，是个出名的戏迷、铁杆的“票友”。无论在哪里，只要有唱戏的，就少不了父亲的身影。硬是通过看戏听书，父亲知道很多历史人物和故事。诸如大八义、小八义、三侠五义、三国、隋唐、杨家将、岳飞传等故事，他都能讲出一些段落。夏日的夜晚，在麦场乘凉，父亲便和大家仰望星空，摇着芭蕉扇，一起说古道今讲故事。大家听得津津有味，其乐融融，都夸父亲好记性。大家一夸，父亲一笑，一天的劳累，生活中的烦恼，都抛到了九霄云外。有的戏剧，比如豫剧《南阳关》里伍云昭的唱段，京剧里《甘露寺》乔国老的唱段，他还能唱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