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农村贫穷落后，出门不易，农民眼界闭塞，到北京更是非常困难。父亲在公社毛笔社工作期间，南到湖广，北到北京、内蒙古，回家后就给乡亲们讲他在外面的所见所闻，特别是讲述故宫里的奇珍异宝，乡亲们感觉非常新奇。父亲是制作毛笔的全把式，“干活”、“水活”样样精通。最拿手的绝活是做“骨梳”，就是把牛骨做成梳子，用来梳理动物的毛发，做成毛笔。有这种手艺的人非常少，百里方圆凤毛麟角，有的外省人也到父亲这里买骨梳。但父亲仅仅是看过别人制作，然后琢磨创新，搞出一套工作架和工具，摸索出全部制作技术。
在农村，父亲算是个见多识广之人。解放前他千里迢迢闯关西，在西安独自打拼，终于成就了一番事业。有人曾评价说，如果郭景泰（父亲的大名）再有文化，就能“上天摘星星”。还有人说“西安城里的人，郭景泰能认一半”。这些话显然夸张，令人不大相信。但是，从侧面反映父亲不甘平凡，积极进取，具有冒险精神，屡挫屡起，总想折腾出一番天地，颇有些现在所说的企业家精神。可惜，那个时代没有给他提供施展的舞台，这是父亲的遗憾，也是那个时代的悲哀。
由于不识字，旧社会在外奔波做生意的父亲曾多次被人欺骗，吃了不少苦头，因此父亲非常尊敬有文化的人，看重学习文化。我读初小时，老师（当时称为先生）由学生家里轮流管饭，每到我家管饭，父母总要尽力做最好的饭给老师吃。父亲见多识广，和老师谈天说地，两人成了好朋友。父亲把读书看得比天都大，发誓要供几个孩子上学，再也不做被人瞧不起的“睁眼瞎”。父亲生就清瘦，膂力不大，母亲从小缠成小脚，家里子女多且年幼，缺少劳力，父亲就咬着牙一人担起田间劳作全家的活计。一年到头东奔西走，受尽了艰辛，累断了筋骨，可他矢志不移，无怨无悔。经济再拮据，只要我们上学需要花钱，父亲总是支持；再苦再累，只要我们学习上有点进步，考试时能取得好成绩，他就非常高兴。作为穷人家的孩子，我们姐弟几个也都深深体会到老人家的一片苦心，勤奋学习，刻苦读书，学习都很优秀。这给艰难困苦中的父母亲极大的欣慰。父亲有自己的“精神愉悦法”——到处炫耀自己孩子的本事。我在初小的时候，曾经用铅笔画了一幅毛主席的画像，父亲觉得我画得特别好，一直带在身边，有机会就给别人展示一下，自豪和骄傲之情溢于言表。现在回想起来，父亲那时的神情姿态依然那么清晰。
伟大的父亲
1965年，我从温县一中高中部毕业，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中国人民大学，二弟同样以优异成绩考上了新乡地区最好高中——新乡一高，连平时学习不甚用功的三弟也以语文第一的成绩考上了高小，当时可真把父母亲和乡亲邻里乐坏了。封闭落后的农家小村，有史以来未出过一个大学生，好不容易考上了一个大学生，还是北京名牌大学，能不高兴么？大家兴高采烈，络绎不绝登门贺喜，迎来送去，好不热闹。父母亲乐得不亦乐乎，多年的勤苦终于有了回报，“睁眼瞎”的帽子终于在儿子辈摘掉了，两位老人高兴得嘴都合不拢。在父亲晚年，孩子们的优秀和争气，成了他的“精神法宝”，他时不时在人前夸耀，或听到别人的夸耀，喜不自禁。一开始，我们还提醒他要低调，后来意识到，这就是父亲的精神支柱，就是父亲的最大满足，老人家怎么高兴就怎么做吧，就让他充分享受辛劳一生的收获吧。
父亲对孩子们十分疼爱，舐犊之情令我们难以忘怀。生活困难时，弄来吃的东西总是先让我们吃，他和母亲宁愿忍受饥饿。五弟出生在1962年，当时父亲已经64岁，家里正是最困难时候，有个远房亲戚在县城工作，看到我家的窘境就建议父母把五弟送人。父亲当即生气地说：“你也太瞧不起人了！再穷我也不会那样做，累死我也要把孩子们拉扯大！”人家本来是一番好意，结果弄得很没面子。有一个时期，二弟和四弟分别患上了疟疾和脑膜炎，父亲不惜代价为他们治病，为此把家里的粮食都变卖了，前后花费一二百元，这在当时可是个大数字。“文革”期间，我去山西外调，恰逢山西武斗正酣，传说打死了不少人。由于忙碌和疏忽，那段时间我未往家中写信。后来听说可把老人家忧念坏了，多少天寝食难安，直到得到我的确切信息后，才把悬着的心放了下来。
父亲有个很大的遗憾，就是让姐姐小学毕业后辍学，到了晚年他还十分愧疚地说：“我对不起你姐。”父亲珍视自己的尊严，对外从不示弱，但是为了保护孩子，却会放下自己的面子和尊严。1958年，我们那里在太行山“大炼钢铁”，有一回要组织人往“前线”送粮，单程就有七八十里。姐姐当时才14岁，生产队长却要我姐背50斤粮食送到太行山上。父亲心疼我姐姐，不愿意让我姐参加，跟生产队长商量不成就吵了起来。吵过以后，夜里父亲又跑到队长家里求情，结果还是没有幸免。那个时代的农村孩子，要想跳出农门，有两条道路，一是上学，二是参军。三弟1971年初中毕业时，正值“文化大革命”，上学之路已经不通，唯一的出路就是参军。由于名额有限，竞争非常激烈。我后来听说，为让三弟参军，父亲曾多次求人说情。当时我在舞阳钢铁公司轧钢厂办公室工作，厂长恰是温县县委书记的老领导，经厂长帮忙，三弟才得以参军。
父亲始终有个大的心愿，就是在离开这个世界之前，给孩子们留下一座属于自己的房子。1957年冬，在生活十分困难的情况下，父亲还是备齐了木料、砖等主要材料，买了鞭炮，确定了举行仪式开工盖房的日子。不料天不作美，开工那天偏偏下起了大雪，工程只能暂停。农村盖房一般都在农闲时间，所以这一停就停到了第二年“大炼钢铁”的时候。“大炼钢铁”需要木材，父亲准备盖房的全部木材被拉到太行山上当作炼钢的燃料，父亲建房的计划瞬间化为泡影。自从我上了大学，我家的声誉渐起，村里就划拨给了我家一块五间房宽的房基地，邻里们也鼓动我家盖房，表示愿意大力帮忙。于是我家在1970年和1974年先后盖起了两座房子。那时，父亲已经七十多岁，可以说是勉为其难，为我们留下了这些物业。这哪里是房子，是父亲留下的他对子女们满满的爱。
盖完第二座房子之后，父亲的身体明显衰弱。父亲没有其他不良嗜好，唯一爱抽旱烟，那几年，每抽完烟，他都咳嗽不止，后来查明患上了肺气肿。1975年春节，我回家探亲，可能是见到儿子心情喜悦，也可能是生命的回光返照，那些天他状态尚可。我于是返回单位，元宵夜里我做梦梦见家里房屋倒塌，大梁折断，早晨魂不守舍又打破了一个饭碗。我不愿说出，但预感到父亲已经身心耗尽，走到了人生的尽头。他是在向心心相通的儿子提前作最后的诀别。当天上午，我收到父亲病危的电报，匆匆赶回家中，那生离死别的情景至今历历在目：弥留之际的父亲头脑十分清醒，他勉强睁开眼睛，用微弱的目光看了看围坐在身旁的亲人，然后昏昏睡下。黎明时分，父亲开始咳嗽，后来一口痰卡住咳不出来，导致心力衰竭而去。当哭天抢地的呼叫再也唤不醒父亲时，一家人陷入到嚎啕大哭之中。虽然在父亲临走那一刻，我们请来了“赤脚医生”（那时穷人住不起医院，生病就找“赤脚医生”），另外还找来了一位老中医，他也懂些西医的知识，和父亲交情一直不错，他的儿子和我还是从初中到高中的同窗好友。但他们的抢救依然没能阻挡父亲离去的脚步。
伟大的父亲
父亲就这样离开了我们。虽然那一刻没有留下任何话语，但是我们知道，父亲走时是高兴的，因为他看到孩子们都很努力，看到了家庭彻底改变的希望。可作为子女，细想父亲的这一生，多么坎坷辛劳，尤其是后来的艰难时期，父亲为子女任劳任怨，无怨无悔。“哀哀父母，生我劬劳”，他一世操劳，却没有等到享福的时刻。父亲最大的物质享受就是让母亲给他擀一碗酸面叶，然后放点儿醋，用筷子头蘸一点点香油，弄一点点葱花。如果条件再好点，那就在煮的面条里打个鸡蛋，这就是那时父亲的最好生活了。每念及此，作为子女的我们都会心痛无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