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演义与经营谋略》一书的成功，和我国改革的不断深入，和经济的市场化进程紧密相联。《三国演义》是中华民族智慧的集大成者，包含了丰富的文韬武略，这在中国是家喻户晓的事情。同时，《三国演义》所描写的是具有社会结合形态的各种人类活动，诸如政治的、军事的、外交的，这正是管理产生的组织土壤。因此《三国演义》中蕴涵了普适于其他共同活动的管理原理、管理思想、管理智慧等，具有永久的管理学理论价值，但是我们从来没有从管理科学和经营谋略的视角去审视和研究它。这是因为，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企业组织一潭死水，企业之间没有竞争，人们没有对管理科学和经营谋略需求的动机。正是经济的市场化进程，开启了人们对管理科学和经营谋略的强烈渴求。市场经济生命力的源泉就是竞争，而《三国演义》正是描写不同集团和组织之间的博弈和竞争。从这个意义上讲，《三国演义》中的管理思想和经营谋略与市场经济同在。有人片面强调，在跨越了初期的无序竞争之后，现在的竞争变得规范和理性，竞争的观念应该改变，要革除零和思维，倡导竞争合作，寻求双赢、多赢，因此《三国演义》的谋略已经不合时宜。这是一种思维上的误区。若把市场竞争比作一场游戏，理性和规范，可以延续和繁荣游戏，但改变不了游戏的实质，这正如进入赛场的拳击，市场经济就是竞争经济和强者经济，它不是慈善场，不相信眼泪，不同情弱者，竞争的残酷性随处可见，失败的严酷性不容置疑。在一个市场上，只有出现寡头垄断时，才可能谈妥协和多赢。而在此前，已经有众多的企业倒下。
二、诗句文章
在经历了十余年的三国研究热、兵法研究热之后，《三国演义》的谋略思想并没有从人们的视野里消失。相反，又一次对其研究的热情在兴起。正如赞赏五彩纷呈的菜肴一样，我赞成“水煮”、“麻辣”等对《三国演义》研究的一切尝试。历久弥新。在多维度、多层次、多样式的发掘中，《三国演义》愈加彰显其现代经营管理的价值。
值此《三国演义与经营谋略》再版之际，向一直关心和支持我们的领导、师长、朋友致以衷心的感谢。滴水永记，师恩难忘，友谊常存。愿在历史的总结时，留下一段美谈。
郭济兴
2004年3月12日
2002 年，袁宝华为我的《三国演义与经营谋略》一书题词：
“汲取传统文化精华，丰富现代管理科学”
2002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王梦奎为《三国演义与经营谋略》一书题词：
“钩沉索隐，别辟蹊径”
2002 年张重庆（原中国企业管理协会常务副理事长）为《三国演义与经营谋略》题词：
“研究古代管理思想，传播华夏管理文化”
2002 年原首都经贸大学副校长郑海航为《三国演义与经营谋略》题词：
“古今辉映，独具特色”
我的人大情结及“人大之家”
1965年9月，斜背着土布单子捆扎的包袱、一身农村孩子打扮的我跨入了人民大学。在新生接待处，学兄学姐们便兴奋地告诉我，我的高考成绩在工经系是第一名，在全校是前几名。他们的热情和称赞，使我很快消除了陌生感，一下子便融入了这所学校，从此开始了和她一生的不解之缘。
这是一所朴实的学校，朴实得贫家孩子丝毫不会感到卑怯，不会因窘迫产生心理的不适和困惑。人民大学为众多布衣寒门打开了通往现代文明之门，而她的孩子们又把质朴和节俭代代相传。在这里，文明面前人人平等，而无须用金钱装点和门第烘抬。
这是一所集体意识很强的学校，无时不感受到组织对你的关注和彼此间的帮助，上进的氛围激励着每一个学子。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我们没能按正常秩序学完五年，但时间成本的支付，总会有所回报，不论是从正面还是反面。我们这一代人较早地接触和了解了社会，因而比别人更快地收获了成熟；我们的自学能力得到培养，这成了“老五届”学生不断提升和修炼的不二法门；特别是我们和老师之间有了更多的交往和了解。迄今，师生们在北京人民机器厂、在燕山石化建设工地朝夕相处的情境依然历历在目，大家白天挥汗劳动在一起，晚上同睡一个大通铺，经常自己组织文艺演唱。作为学生，我们深切感受到来自老师们长辈式的关爱，领略了许多老师的多才多艺，了解到他们跌宕和多彩的人生。在那人性扭曲的年代，人大人的善良和真诚并没有被泯灭，师生间反而消除障碍，建立了深厚的情谊。这情谊，成了许多人大学生终生的精神家园和事业资源。每当我追忆人生，便会感念人大精神对我的滋养，感念母校资源对我的帮助，情不自禁想到一位位恩师。
徐伟立，我们的系主任，一位出自延安的老革命，她不因资历而倨傲和故作高深，相反却正直和纯真，毫无官僚习气，易于激动，不善掩饰自己的感情。记得“文革”后期，周总理处境十分困难，在一次会上谈到周总理时，她眼里闪动着泪花，头不停地摇动（她激动时总是如此）。她对人不吝赞扬和鼓励，有一次当着众人的面说我：小郭有三个优点，一是学习好，二是爱劳动，三是为人正直。这成为我一生的告勉之词，即使为之“吃亏”也并不后悔。人大复校后第一次招研究生时，她亲自写信给我，鼓励我报考，而我当时沉疴在身，辜负了她老的一片美意。
塞风主任，慈祥而温厚，长者之风令人起敬。与他相交，若饮醇醪，甘甜而绵长。多年来，他对我可谓有求必应地给予帮助，机会到来时不忘关照于我。在他第一次招博士研究生时，便鼓励我报考。他和杨先举老师甚至做了分析。他们认为，如果加上我，共有6人报考，其中我和陈某科研能力最强，而我比应届生差的只是外语，他们希望我报考。可是由于种种主客观原因，我没有去尝试老师所给的机遇。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他还探讨我调入人大工作的可能性并做过努力。
杨先举老师是又一位我感铭难忘的恩师。他质朴纯真，长而不老，清瘦矍铄，体格之弱和精神之健反差甚大。由于他的推荐，1984年我得以参加袁宝华、张彦宁亲自策划和组织的第一次中国古代管理思想讨论会，以一个未名之辈忝列一些管理学名家骥尾，从此师生同在这个领域开拓并有所斩获。1988年，我第一本著作，也是国内第一本比较系统地发掘研究《三国演义》中经营谋略的书《三国演义与经营谋略》出版，当年被评为中国企业管理优秀论著奖，并在怀仁堂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和颁奖（同时获奖著作有三本，其中有蒋一苇先生的《中国社会主义工业企业管理研究》），该书第一版大陆重印十多次，台湾版在世界许多地方发行。回想起来，荣誉和奖赏，有我的一半，也有恩师的一半。在中国延续十余年的兵法谋略研究热中，我们师生曾经最早并肩推波助澜。
杨文士老师的施助对我提高外语水平促进很大。他将费根堡姆《全面质量管理》第七版中的新章节“质量成本”交由我翻译。该章后来成为全国质量管理培训教材的附录。当他在全面质量管理领域声名显赫时，居室却十分蜗屈，学生对此表示怅然，他却安贫乐道，继续自己的开拓和耕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