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国家百业兴旺，工业经济和企业管理科学受到高度重视，人大工经系执这两个学科全国之牛耳，可谓一统天下，鼎盛不可言状，老师们得以充分展示自己的才华，各个皆声震学界。这期间，我重回人大进修一年，领略了李占祥、盛介眉、徐旭等许多老师的学识和风采，受益匪浅。
二、诗句文章
在我离开母校20余年后，儿子踏着我的脚印进入了人大，毕业后享受政府奖学金赴世界名校麦吉尔大学留学。其间因成绩优异，校方一次给予他一万加元某爵士奖学金。这样的数额据说在麦吉尔大学历史上并不多。我的女婿也是在人大从本科直至硕士毕业，师从于年轻的经济学家杨瑞龙先生。知道这些情况的人都说：你这是人大之家。每当听到此话，我都感到荣耀和骄傲——为我一门的人大“姓氏”。
追思母校，滴水思报，师恩永记！遥祝母校，在革故创新中再现辉煌！
郭济兴
2004年8月30日
三、管理文化的结构及其演变
一
如果把文化看作是人类文明演进的过程和结果，那么管理也是一种文化。管理文化是人类管理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和积累起来的精神财富，并且含有管理手段、管理技术等物质财富的内容。管理文化和社会文化紧密相联。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社会大文化中关涉到管理的部分，或者说是管理中渗透着的社会大文化。管理文化反映了文化的一般特质，比如，历史性，即管理随着社会物质生产的发展而发展，每一社会生产的发展阶段都会产生水平与之对应的管理；再如，连续性和继承性，即管理属于人类的共同活动，而人类的共同活动是非常久远并且超越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和社会形态，今天的管理既是明天管理的源，又是昨天管理的流，人类社会的管理现象，正如一条从远古流来又奔腾向前的河流；还有，在一定的社会形态下，管理必然反映生产关系等各种社会关系的属性，呈现出鲜明的社会性。这种社会性，在有阶级存在的条件下，突出表现为阶级性，即管理总要为那个社会的统治阶
*该文有一定学术含量，但并未得到应有的交流，在此刊登以期得到同行的指正。该文曾发表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管理价值》一书中（1991年，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出版）。级的利益服务；另外，随着民族的产生和发展，管理逐渐融汇该民族的种种特点和传统，形成根植于一定民族土壤的特色，从而反映出文化的民族性。
把管理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或者说从文化的视角考察和研究管理，是区别于传统研究方法的允推独步的思路，是管理研究的飞跃。
首先，这种研究可以从整体上把握管理，全面认识管理的结构和性质。对于管理，人们见仁见智。以泰罗（Frede-rickw Taylor）为代表的科学管理学派，主要地把管理看作是一种技能和方法，孜孜于时间研究和动作研究，制定了一系列标准操作程序和方法。20世纪60年代左右兴起的管理科学学派，虽然比科学管理学派晚了半个世纪之久，但实际上是科学管理在新的科学技术时代的高扬。这个学派强调定量分析，力图运用系统理论、运筹学和电子计算机等科技成果，以数学模型模拟经济活动，通过演算、验证，选择决策的最佳方案。很显然，它和科学管理学派同属于一个思想体系，重视的依然是技术和手段。行为科学学派尽管给自己的理论披上了人文色彩，开始思忖人的需要、动机、行为等心理现象，注重环境、人际关系对人的情绪、情感和劳动效率的影响，但却忽视了对物质条件、管理技术、组织结构等的研究，也没有深入探索形成人的个性心理特征和影响人的劳动主动性的文化土壤和文化氛围，因此，没有能把自己的研究触角挺进到最深层次，难以揭示管理的民族性及整体面貌。概言之，传统的一些主要管理理论，往往把目光和思路投向管理的某些要素和某个方面，而缺乏整体上把握管理结构的广度。它们仅仅揭示了管理的某一方面属性，却认识不了管理的全部面目。其他如经验主义学派、权变理论学派、管理过程学派等，虽然不是躺在“安乐椅”中的先验假设，并且重视功利而不失其应用价值，但游浮和应对于经验层次与现象之间，既没有根植于文化思考的底蕴．又缺乏后天的理论剪裁，难以揭示人类管理现象的真谛，从而昂然峭立于管理科学的殿堂。相反，如果从文化的视角考察和研究管理，则可以由普遍到特殊，从一般文化的结构出发，进而探索作为个别文化形态的管理，条分缕析管理的构成要素，认识管理的方方面面属性。
其次，从文化的视角研究管理．可以纵向透视管理并对管理进行层层深入的思考。传统的管理理论，没有揭示管理的层次结构，认识不了管理各要素的上下差序以及相互间的联系，更不待言去分析各层次的特点和作用。由于它们的研究对象一般只是某一层次的个别问题，因此，很难回答影响管理根本性质的因素是什么？管理结构中最稳定或者说最具惰性的是哪些因素？管理各层次之间演进的次序和规律是什么？而从文化的视角考察管理，则可把单维的线性思路转换为多维的立体思路，把对管理各要素之间变化的理解，从简单的前后续接，发展为由浅入深的递进，清晰地了解管理的纵向层次，揭开层次间联系和变化的规律。
最后，对管理的文化研究，可以把管理和人类的整个文明进程联系起来考虑，既能认识管理在人类历史上的连续性，又能区别管理发展的阶段性和周期性，揭示管理的历史发展规律，预测管理的发展方向，从而自觉地推动旧的管理文化向新的管理文化更新。传统的对管理的研究方法，尽管归纳了一个个管理学派，并且列举了一种管理理论发展为另一种管理理论的原因，但其原因常常是具体的、表象的，而具体现象的出现和发挥作用，有时是随机的，因而人们难以确信理论发展的必然性及其规律性。这些方法充其量是一种历史的研究方法。而对管理的文化研究，是哲学的思辩，它可以突破遮挡视线的偶然因素和次要因素，居高临下地俯瞰历史的长河，在九曲回环的历史迷乱中，探寻出发展的趋势线条，明断发展的阶段性及一个个周期，指点发展的未来走向。
人们常常津津乐道“管理理论的丛林”这种“百花齐放”的蔚然景象，这自然无可非议。正如孔茨（Harold Koontz）曾经指出的：“凡是愿意看到知识领域开拓和管理实践智力基础扩大的人，都不会为学术界和实践界每一角落对管理理论兴趣的高涨而烦恼”，但孔茨更多关注的是这种现象带来的“巨大的分歧和明显混乱”，并主张“清理管理理论的丛林”，在“丛林中开辟出一条道路来”（以上见孙耀君主编《管理学名著选读》，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8年）。为此，孔茨提出了四个办法：一是给管理这门知识下定义，相当明确地规定管理的特定内容；二是把管理学同其他学科结合起来考察，将管理学看作是一种专门学科，而把其他学科看成是管理学的重要基础和相关学科；三是阐明管理学用语的语义，这可以理解为在前两项工作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管理的外延；四是要有提炼和验证基本原理的愿望。按照孔茨指点的路津，清理“丛林”的工作，首先是严格界定管理学的边界，然后进行归纳、合并或减缩。这种处理方法难以解决不同管理学派之间喋喋不休的争论。因为人们依据各自的学科背景及经验，各执一端，阐述有效管理的不同观点，强调其中某一个或某几个方面，首先对管理学就难以得出众心一归的界说。如果我们从文化学一个学科出发考察，较容易大致解决对管理学歧义纷纭的界定。在这个基础上，各个学派便会在管理文化的大系统中找到自己落当的位置，并划定自己研究的町畦，剪裁和修改自身的内容，把其他学派看作是和自身相得益彰、交相辉映的存在，而不是在彼此睥睨和挤兑中去争顶管理学的红角。这种在明确统一下的分工协作，必然促进管理学的繁荣。这种繁荣再不是五方杂处、令人生厌的丛林，而是错落有致，赏心悦目的大花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