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还在锦州市住过短暂的一段时间，住在一个大杂院里，邻里之间和睦相处，互相帮助。我和弟弟同邻居的小孩一起玩耍，天气较冷，手脏了就用冷水冲一冲，由于洗不干净，又没擦干，手背皴了，裂口很疼。晚上妈妈就用热毛巾给我搓皴，疼得我直叫，还是邻居的大娘告诉我妈妈：“你用家雀屎给他们搓，不疼还光滑。”真灵。妈妈让我和弟弟到院子的角落里去拣“家雀屎”(麻雀屎)，倒也有意思。现在回忆起来，童年的我，值得记忆的事太少了，朦朦胧胧地走过了童年。
抗战胜利了，小日本投降了，中国人民应该过上和平、安稳的新生活。但是蒋介石为了独裁统治，为了欺压百姓，发动了全面内战，一场解放中国、解放人民的反独裁的解放战争即将爆发。
到了父亲在沈阳的家以后，我发现了一件奇怪的事情——家里突然多出了一个姨，但我知道母亲并没有姐妹，那么这个姨是谁呢？
原来，她是我父亲娶的第二个老婆，也就是父亲的姨太太。她并非大户人家出身的高贵小姐，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助产士，曾跟我当助产医生的姑姑相熟。她长得很漂亮，人也贤惠，给我留下的印象还是不错的，起码对我们这几个孩子很好。当初她想让我母亲把我过继给她，我母亲不愿意，我当时也不懂，但她是真的很关心我们，所以我们都叫她姨母。
大家还住在同一个楼里，父亲和他的姨太太住A栋，我们和母亲住B栋。那时候我不懂父亲有姨太太的事情，母亲竟然也没跟父亲吵闹。母亲很贤惠，但是性格懦弱，没有念过书，只是相貌漂亮，在家里只负责照顾我们，基本上管不了大事，包括我们长大以后，家里的事情都是由我们兄妹几人来定。从另一方面来看，其实母亲是个好女人，能吃苦，多么艰苦的事她一个人都能顶得住，就算累得浑身是病也绝无怨言。尤其在教育我们的问题上，母亲总是教导我们：“一定要听话，别出去惹事，别跟人打架，好好念书，家里的活多帮着干一点儿。”她也说不出来什么大道理，但是我们都知道母亲照顾我们很不容易，所以我们都很听母亲的话。
关于父亲的事情，母亲知道的也很少，只要父亲给她钱能养活我们这几个孩子就行，父亲做什么她都不管，也根本管不了。我不太清楚父亲的生活，但我总觉得他不太安分，在沈阳生活的那段时间里，总有几个长相漂亮、穿着时髦的女人来家里找他，他们经常到外面去吃饭。
这时期，父亲好像有了一些权势，当初他是沈阳市田粮处处长，所以在粮食紧缺的时候，我们家还有粮食吃。他也是国民党军区处的一个校级军官，说起来他所在的部门是一个非常反动的部门——剿共总司令部，可见父亲是实实在在地效忠国民党，据说他还是国民党党员。
一年后，我祖父在北京做买卖，倒卖一些物品。他当时好像是跟姨母捣腾猪鬃做刷子，姨母碍于情面只能跟祖父一起做生意，没想到祖父把她这笔全赔了，这令他们之间产生了一些矛盾，闹得很不愉快，因此姨母最不喜欢我祖父，祖父也不喜欢她，这必然影响到我们和她的关系，即使当初我们是挨着门住，后来也很少有来往了。我父亲既要照顾我们这边的家，也得照顾姨母那边，但是我们和姨母两边不再联系了，从此母亲跟姨母也没有了交情。
追寻父爱之路
父亲在剿共总司令部有了一点权，但所任官职并不大，适逢辽沈战役日益激烈，锦州等地似乎已经解放。因为那时祖父在北京做猪鬃生意，好像在门头沟那些小煤矿里还有一点投资，所以父亲决定把我们送到那里。在当时的那种社会环境下，他居然能搞到飞机票把我们兄弟三人和我祖母一起送到北京，真是非常了不起的事情。
从1936年到1947年在东北的10年里，我总的感觉我没有一个固定的家，我不知道母亲带着我们换过了多少个地方，也对那些曾经停留过的地方没有任何特别深刻的记忆，可能因为那时我还太小，但直到现在我似乎也没有特别怀念过东北的哪个地方。
几个月后，父亲、母亲、姨母，还有两个妹妹来到北京与我们相聚，从此结束了我在东北的10年动荡生活。
父亲刚到北京时，带着姨母在另外一个地方找了一个住处。第二天，父亲就走了，没有留下任何交代，姨母不知情，以为父亲来我们家了，而我们又以为父亲和她在一起。待到双方都知道父亲已经离开北京时，也没有采取任何行动，毕竟人地生疏，寻人更是困难重重。
这时父亲跟姨母结婚才一年，从此他们再也没有见面，姨母居然没有再婚，直到2009年去世都孑然一人。我很同情她，她去世之前我们还有书信来往，她对我印象非常好，说她很佩服我，也说过对不起我。
父亲消失之后，过了一段时间，他从上海给我祖父寄来一封信，大概意思是说当他把我们送到家以后，他的上司到上海出差要他同去，他坐飞机到了上海，也没有时间将自己的情况告诉家里，不久后，他们还要去台湾。从此又音讯全无。
在之后的许多年里，我和家人在寻找我父亲这件事上投入了大量的精力。姨母的女儿嫁给了沈阳政府单位的一位领导，他也是一个大电缆厂的工程师，做一些电缆生意，所以经常出国，也帮忙找过我父亲。我姑姑托人在找，我通过我的同事也在找，甚至后来我去台湾也还在到处打探父亲的消息。最后还是我姑姑找到我父亲的。父亲先是从台湾去了美国，又从美国转到日本，终在日本定居，又娶了一个台湾老婆，生有一儿一女。他的台湾老婆很泼辣，大女儿也是厉害角色。这时的父亲已经不认姨母了，但是他认母亲和我们这些人。
姑姑找到他之后，马上将这个消息告诉了我，没过多久父亲就给我写了一封信。第一封信很有趣，他在一个明信片上写了一首诗，第一行头一个字是迪，第二行头一个字是生，以此类推，念下来是“迪生、淑琴安好”。王淑琴是我爱人的名字，我姑姑告诉过他。看了明信片，我马上就明白了父亲的意思。
他将明信片寄到我的学校，学校老师都知道我父亲还健在，这封明信片等于是父亲重新在我生活中的一个亮相。
我们之间开始通信，父亲在信中表扬我，说我字写得不错。姑姑办了件好事，她让我和父亲重获联系，但她也把这件事情给办砸了，她向父亲讲我们这些在大陆生活的孩子的状况，只表扬了其中两个孩子，一个是我，说我不仅当了校长，还入了党；另一个就是姨母家的妹妹，说妹妹当了工程师，也入了党，我们家就这俩人入了党。听到这里，父亲不高兴了。从此，我更加确定父亲是死心塌地效忠国民党了。
我与父亲书信来往中从未提及政治，他只谈信仰，谈天主教。因为这个有时我也生气，我在信中写到：“你所信仰的天主不仅没给我们家带来任何安宁，反而弄得我们家妻离子散，你的天主究竟有什么可信的？我倒希望你带着你们全家到北京来，我给你们出路费，我也不要你一分钱，我不会像你们在日本听闻国内人找到海外亲人就要分财产那样，我不会的。”这封信之后，父亲再没有回信。
1996年，我出国时专门找过父亲，他没给我解释过当年他去了上海之后就再没有回来的原因。姨母的女儿也去过日本，和父亲见了一面，那是她唯一一次见父亲。当时父亲得了胰腺癌，在医院住院，人病得已经非常瘦了，她去的时候父亲的日本老婆不让她见父亲，父亲那个日本女儿也不让她见，但我这个妹妹性格很强势，口才了得，最后她们才同意带她去见父亲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