淑琴让我别走了，她母亲也说：“你别走，你有什么困难，我们帮你。”
我们全家一走，房子就得交公，我就连住处也没有了，很多实际上的困难会相继出现，比如经济上的困难。我还在念书，幸亏北京三中这所学校对我不错，我家院里住着学校的一位主任，街坊还有学校的一位副校长，都对我的印象非常好，他们跟我说：“朱迪生，你不用走了，你走了把学业耽误了也很可惜，你留下来，学校会帮你的。”
有了淑琴家和学校的支持，我心里有了底，决定不走了。我走不走我母亲都没有意见，就这样，全家都回东北，剩我只身一人留在北京。
被保送升入高中以后，学校很关照我，给我发了特级助学金。当时学校的奖学金和助学金都是8.5元，我得到的特级奖学金是11.5元，交食宿费需要8.5元，剩下的3元钱买牙膏、肥皂等生活用品。那会儿牙膏比牙粉贵，我就买牙粉用。牙粉买回来时是装在一个小盒子里的，打开来里面是白色粉末，用牙刷沾一点牙粉刷牙。早些年我连牙粉都没用过，用的是炉灰渣，将炉灰渣碾碎弄成细末，每天沾一点刷牙。炉渣是经过高温锻烧后剩下的白色渣滓，所以加水后也不会变黑。其实刷牙的原理就是用粉末颗粒把牙齿上粘附的东西磨掉再漱出去，现在牙膏主要成分也是石灰石粉末。
原则上学校不招住校生，我又一次成了学校的特例，学校安排了一间房子给我和另外三位很困难的同学做宿舍。我们平时也去学校老师家看看，老师们都非常热情地留我们在家里吃饭。有一位寇广俊同学对我也非常好，我没钱不能去理发，他看见我头发长长了，就主动说：“走，上我舅舅家去。”他舅舅开小理发馆，专门给人推头，到他舅舅家，他又说：“舅舅，你给我同学推推头。”这段时间得到了很多方面的关怀，有的时候我没地方去，同学就把我带到他们家去住两天，但我还是不好意思，总觉得麻烦人家不好。
自从家人迁回老家以后，我整个高中时代基本上是自己独立生活，虽然学校的助学金能解决我吃饭的问题，但我还需要自己解决其他生活问题。我那时候手很巧，能把一件破棉袄改成棉背心，还会补袜子、补裤子、补衣服。当初有领子的衬衫很贵，很多人都做假领子，没事的时候我自己也做了一个。我还会用钩针，钩手套不成问题。在这段时间里我得到了各方面的锻炼，也培养出了独立生活的能力。
在全家迁回东北前，祖父突然得了半身不遂，住在人民医院，我每天都要去护理他，给他喂饭。尤其是他不能小便，我要给他插导管，每次插导管他都特别难受，为了避免他乱动而导致导管划伤他，我都将他的手脚固定在床边的铁栏上。我们家没钱，出院时交不起住院费，医院要家属签字，最后是我签的字，我说：“我来签字，如果将来我有收入了，人民医院需要我赔这笔钱，你们可以直接找我。”我冒了这么大的风险让祖父出院，全家才能顺利回东北。
家人走了以后，我背着这笔债务独自一人留在北京，后来医院不追究住院费了。他们也知道我三年五年内也还不上这笔钱，我读完高中和大学才能工作挣钱，所以他们没来找我要过住院费，但是当初我是冒着很大风险签的字，我说：“实在不行将来我来还，毕竟我在北京。”
寒暑假勤工俭学丰富社会阅历
我上高中以后，虽然得到了各方面的帮助，但仍需自力更生。这时淑琴决定去工作，供我上学。她本来就不爱念书，喜欢搞纺织，所以她考上了毛纺厂的化验员，主要负责化验毛料，然后做出处理毛料的方法。她当学徒时每月工资是16元钱，还要拿出几块钱来支援我。
我不忍心用她的钱，所以我跟学校说：“寒暑假时是否也能给我找些工作？”学校同意了。那段时间，社会上已经没有私营企业了，都是国营单位，必须有公家的介绍信才能去打工。学校每到快放假的时候就找到我说：“朱迪生，假期有这么一个工作，你能去吗？”
所以到了寒暑假我就去打工，有时也被别人找去当群众演员拍电影。群众演员的待遇是一天1元钱。拍两个钟头也算一天，天气不好，一直在候场，就是没拍也算一天。我参加了《青春之歌》和《水上春秋》的拍摄，电影里看不到我，我就是非常一般的群众演员。
比如拍《水上春秋》，有一场游泳比赛的戏，我们群众演员坐在看台上，导演在游泳池边上跟我们说：“这场戏没有演员真来游泳，我一用棍子和弄水，你们就喊‘加油’。”
我们按照导演的要求喊了一次，导演说：“不热烈，再来一次。”
群众演员就是这样，我很愿意去片场，不仅有趣，还开阔了眼界，收获也不少，能见到一些有名的演员，而且不费力气一天就能挣1元钱。
有的时候学校还给我找一些做小工的活儿。我上中学的时候，北京正处于一个非常重要的发展时期，好多电缆都要走地下线路。我就在天安门前面挖过电缆沟，先挖一人多深，然后用铁锨将堆在沟两边的土拍平，施工队再铺电缆。我曾经参加过北京迎宾馆的工程，虽然我的目的不是去搞建筑，只是为了有些收入以减少淑琴的负担，少给学校添麻烦，但是能做这个工作我也是很自豪的。凭我自己勤工俭学，在整个中学阶段，我都没跟家里要过1分钱。
担任学生会主席得到锻炼和好评
中学对我来说是很重要的阶段，在这个时期，我的组织能力得到了培养和提高。比如学校不给学生会活动经费，作为学生会主席的我每年都要自己想办法筹钱，找电影放映公司租片子，一个礼拜来学校放一次，一张电影票5分钱，校内外的学生都可以来看，这样我们学生会一次能挣几十块钱到几百块钱。
我担任学生会主席时，把工作重点放在了文艺活动方面，我想搞一个大乐团，由于乐器较贵重，我们一般都去北方交通大学借大件乐器，自己置备小件乐器。当年北京三中的民乐团在西城区是很有名的。有时候，我在团里打鼓，到了后期我开始打扬琴。
那时会扬琴的人很少，我高中毕业的时候，有一个在乐团拉二胡的同学，他是相声演员马季的弟弟，要和我一起去考中央音乐学院。
我说：“我不去。”
他问我：“为什么不去？”
“我要是考上音乐学院，我就得打一辈子扬琴了，这不是我的理想。我可以把它作为业余爱好，丰富我的生活，但是让我打一辈子琴，我不干。”
“你去一定能考上，因为考扬琴的人特少。”
后来我没去，他去了，后来他成了二胡演奏员。
现在有时我们还会聚在一起聊聊天，我说：“看来我的选择是明智的，因为你拉二胡就得拉一辈子的样板戏。”
20世纪六七十年代乐团只能演奏样板戏，所以别的曲目他都不会。
生不逢时，几乎20世纪的各个历史时期都让我们赶上了，但是还要看自己怎么选择和处理。我们家迁回东北我没走，这是我度过的第一个大坎儿。我有自己的志向，我想上学并且实现了这个想法，毕竟我得到了学习文化、提高思想等各方面的一个机会。
当了学生会主席以后，学校积极发展我入团。在校期间我还经历过“镇压反革命”的活动，这次活动没有对我产生影响，好像调查的多是老师，极少一部分是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