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是大班教学，国家有关部门规定，中小学每班45人，北京的重点校几乎没有一个不超编的班级，一般每班都在50～70人。学生有问题举手，老师叫不过来：课堂上的问题得不到解决，课下的作业问题就多，前面的基础没打好，以后越学负担越重。
再就是我国中学的教学机制不灵活。我们的教材确实比国外同年级的教材要深，但国外特别是欧美不少国家，对教材的处理是因材施教。我们在那里访问时看到：来上初二化学课的，不仅有初二的学生，也有在这方面能力较强的初一学生和能力较差的初三学生。其他课也一样。在这些地方，年级的概念是比较模糊的。每个学生都有自己的长处和薄弱环节，如果学生能根据自己的能力选课，课业负担过重的问题也会得到缓解。据说，我国有些中学已在一些学科进行着类似的尝试。
访谈中，朱迪生老师还有一个观点值得重视。他认为，教材及考试科目的删减能否真正减轻学生负担，还要看删的是否得当。前几年，北京市某区中考删掉了化学，结果这门课就成了薄弱环节。这个区的学生上高中后，绝大部分人，化学一科不补习就跟不上。本来是想减轻学生负担，结果到高中后反倒增加了学生的负担。
总而言之，学生课业负担过重的问题既是综合症，就要注意综合治理。
（本文发表于《光明日报》1998年7月1日第6版）
附录7
我最敬佩的一个人
——朱迪生 人大附中1991年毕业生
邵兵（女）
我是在人大附中上的中学，朱迪生老师是我的化学老师，在中学的5年里，朱老师的影响对我是受益一生的。
当时我是一个唯一住校的学生。我们班是国际班，就是说有外国孩子在我们班上课。校审时，我是一个合格的住宿生（一家三代住在一间屋子里），学校政审后特批：可陪外国孩子住校。为此，我接触朱老师就比别的学生多。
当年，朱老师与另一个化学老师是我们年级组的“相声”搭档，那时，年级里经常有大课，他们俩讲化学常常是笑声满堂，因为他们把化学元素当成自己家的兄弟姐妹来讲，并配上口诀，让人至今难忘。说实话，到现在我还在学习、工作和生活中，试着把要记的东西编成口诀去记，方法极佳，所以我说，仅此一点，朱老师对我的影响，可以说是受益一生的。
朱老师为人非常和蔼，并具有非同凡响的人格魅力——幽默、风趣。他周围的人都知道他最爱做的事就是讲化学课。他一上起课来就精神抖擞，妙语连珠，连最不愿老师拖堂的学生也常常是对他的课流连忘返。
生活中的朱老师关心学生比关心他的孩子还有耐心，那时，我住在学校一周或两周才回家一次，常常把笔、本用完了，朱老师就把自己的笔、本送给我用，那时的笔、本还很贵呢，确实让我心中充满了感激之情。
我毕业时，他还像对其他同学那样，送我毕业留言。那时他已是人大附中的副校长了，可毫无校长的架子，对我像对自己的孩子一样，教我先做人，后做事，使我心中无限地佩服，因为人往往水涨船高，可朱老师对我从没变过。
朱老师当了校长以后，有一次校庆，他给我发来了请柬，那时我正忙，没有去成，我十分后悔，但他依然如故。我离开人大附中多年，一直与他保持着联系，每逢佳节、搬家什么类似的事情，我们都不忘记互相问候。甚至我结婚、生子时，他都携带着礼物前来祝贺。据我所知，他所教过的一个班，现在都在美国，有一年他去美国参观访问时，全班学生集会与他团聚，他欣喜之余，感慨万千：还是教课好啊！
现在朱老师已经七十有余，身体不如以前了，但他还是向往着讲课的日子。我心中暗暗地对自己说：一定要像他那样，充实地度过自己的一生，所以无论我
在哪里，都要求自己不离开教育行业。
朱老师是我的忘年之交，也是我一生最敬佩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