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年初，省邮电局成立了农村电话处（以下简称“农话处”），属地方国营企业，这个处刚刚成立，缺一个收发公文、抄抄写写的人，得知这些情况后，我向石爱云谈了想调动的事，于是她又一次热情地向我伸出了援助之手，把我调到甘肃省邮电管理局农村电话处，这是1963年7月。从此以后，我的人生就和甘肃省农村电话工作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了。
到现在我也真正悟出了一个道理：人这一辈子只要能遇上一个真心帮助你的人，那就是幸福与幸运的降临，那个人也是你一生中光明的使者、一辈子的恩人。
1963年的甘肃农话处加上我一共有8个人，处长是何明胜、刘全德二人，工程师是张佐承，技术员黄俊，科员有陈列、曹崇先、张玉发，他们都是工作多年的老同志。我当时23岁，是处里最年轻的。开始时，我在处内负责的都是杂活，有抄写文件、打扫卫生、打开水、发工资等。省局抽调工作组，因为我是单身，参加工作组的机会多一点，1964年参加过武威工作组、青海省“四清”工作组和天水北道邮电局工作组。
从1963年起，我在农话处一干就没离开过，这一辈子只干了这样一件事，为甘肃农村通信服务了整整35年，见证了甘肃农村电话这35年发展的全过程，也因此有人叫我“张农话”，我自觉承担不起这样的称呼，但现在听到这个名字备感亲切。
参加“四清”运动
我被调到省邮电局农话处之后没多久，即参加了“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简称“四清”，运动首先从农村开始全面推行。1965年4月，我被邮电部抽调到青海省西宁社教组织当队员，当年我25岁，对于发动“四清”运动的原因还是懵懂之时，就跟着同事们一起开展工作去了。当时邮电部总共抽调了二十几个人，进驻到西宁市邮电局搞“四清”运动。
到了西宁以后，首先要开始自身的学习改造，工作组给我们队员规定了严格的组织纪律，以便约束每个队员的个人行为。如果有人违犯工作组纪律就必须被开除，其后也很有可能丢掉自己在邮电局的饭碗，面对严格的纪律，每个人都小心谨慎地坚守着。
说来也奇怪，工作组刚进驻到西宁市邮电局当天就有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进驻当天，我被分到市邮政局邮政科蹲点，吃饭是在大什字邮局食堂和当地职工一起吃的，当晚的菜是油炸豆腐。吃完晚饭后，每个队员都感觉身体不适，恶心头晕，站立不稳，走路摇摇晃晃，这时我们才意识到是食物中毒了，而且当晚在大什字邮局吃饭的200人中大多数人也都中毒了。所有人立刻被送进医院抢救，我也不例外地住进医院打吊针。
谁都没想到在“四清”工作组进驻当天就发生这样事关人命的大事，做饭的大师傅吓坏了，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大师傅也都吃了油豆腐，随后也中毒住院。但事情到此并未了结，后来把当晚吃的食物送到防疫站化验，才弄清楚这次中毒是油炸豆腐变质引起的。豆腐在夏天放的时间一长，容易变质产生细菌，但表面上没有任何变化，一般人看不出来。这样排除了人为下毒的可能性，给这次食物中毒事件下了一个正确的结论。
我在西宁邮政科参加“四清”工作4个月，清理出“小刀会”成员一人、叛徒一人、有经济问题的一人。这些事情都是受到工作组的指示以后办理的，当时有一条纪律：工作组队员不论找谁谈话都得两人以上，绝不允许一个人单独找职工谈话。后来听说我们在“四清”运动中清理出的3个人都给平反了，继续留在了西宁市邮局工作。
西宁虽然距离兰州只有150公里左右，但因海拔在2500米以上，气候寒冷甚过兰州许多，瓜果蔬菜很稀少，生活条件比兰州还要艰苦。当年我每月工资是38元，在西宁每个月的伙食费最少需要20元，所剩的工资寥寥无几，还得给家里十几块钱买粮食，因此每月的工资基本没有结余，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一个标准的“月光族”。因此我根本不敢买东西，身上穿的一条裤子没有不打补丁的地方。就这样苦苦地熬了4个月，我在8月份终于回到了省邮电局农村电话处。
1966年4月，我再次被省邮电局抽调为“四清”工作成员到渭源县邮电局蹲点，当时我的妻子耿兰芳在渭源邮电局话房当话务员，这样的安排也是组织上对我的关照。工作组由5个人组成，农村电话处处长刘全德任组长，还有定西地区通渭局的两位局长。在工作组期间，我们必须和职工“同吃同住同劳动”，这样我也只有星期六才能回家，而当时长子张云涛才不到1岁，不会走路，只会在炕上爬来爬去，我们二人无暇照顾孩子，只得在渭源县中学巷里租了一间房子住，每天把云涛抱去交给一个葛家奶奶照顾，该到吃奶的时候，葛家奶奶再把他抱到邮电局妻子那喂奶。
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发表了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这实际上是“文化大革命”的前奏曲。1966年，省邮电局工作组被派到渭源县邮电局工作，在深入基层的过程中，我凭借着政治敏感察觉到似乎又有一场巨大的政治斗争要开始了。
当时的政治气氛也和以前不大一样了，每天早上8点单位要组织局内全体职工集体学习报纸。1966年2月，以彭真为组长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在人民大会堂讨论关于批判吴晗的问题，根据会议讨论，拟订了一个《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后被称为《二月提纲》），提纲提出，学术讨论要坚持实事求是，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要以理服人，不要像学阀一样武断以势压人。
提纲一出来，渭源邮电局就召开大会，要求大家都发言，谈一下对“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感想，而且主持会议的人还指名道姓地让省局来的人谈一下。经过了“反右”斗争和“四清”运动以后，我政治上成熟多了，认为在会上发言说话肯定会出纰漏的，于是我闭口不谈这个问题。果然其后没多久，这一提纲受到了批判。
1966年5月25日，以聂元梓为首的七人大字报出笼，5月29日组织了红卫兵，6月24日红卫兵贴出了《无产阶级造反精神万岁！》的大字报，宣称要在“造反”两字上下功夫，敢想、敢说、敢做、敢闯、敢革命，一句话就是敢“造反”。这时候的政治气候再不允许工作组在渭源继续待下去了，所以在6月我们都撤回了省邮电局，又一场更大的“革命运动”已经滚滚而来。
在省邮电工作的这些年，每年都组织工作组下基层。1964年参加天水、威武工作组，1968年的康县水毁工作组，1984年参加陇南、甘南企业整顿验收工作组，而后还参加舟曲达川水毁工作组记忆1988年的工作组等等。
“文革”经历
省邮电局在平凉路有一幢四层的办公楼，是省邮电局和省邮电学校局校合一的布局。办公楼一层至三层供省局办公使用，农村电话处在三楼南侧；办公楼的四楼是邮电学校的机、线、会计、电报、话务、邮政等几个专业的培训教室，因此，工作人员和学生们都在一个大院内。每逢有政治运动，学生们都表现得非常积极，现在看来，学生们的热情真是有些幼稚，而被挑逗起来的冲动往往很难压制，甚至越压制越强烈。
“文革”刚一开始，对政治和事理似懂非懂的学生就行动起来了，邮电学校的学生们也不例外。他们要将社会改造得“非常无产阶级化，非常文革化”，顷刻间，省邮电局陷入一片无序之中。不知在夏日的哪一天傍晚，邮电学校的红卫兵突然把铁路中学的红卫兵引到了省局大院内，原来这是铁中红卫兵在指导邮电学校红卫兵“革命”。铁中和邮电学校的学生们合在一块起来造反，将省局的于淳局长和何瑞金局长都揪出来跪在操场内，整个省局大院一片混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