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7月14日，省局党组改为党委；9月5日，省邮电局成立了“文革筹委会”；省邮电局在1967年6月24日被“红色邮电造反兵团”夺取了局的党、财、政大权，成立由“革命干部”和“造反派”相结合的临时接管委员会；1967年11月25日，兰州军区部队进驻省邮电局，实行军管；1968年10月10日撤销办公室，设办事组、政工组、生产组，此时，我被分配到生产组临时管农村电话。
当时的生产组共有十几个人，实际上是邮政电信合在一个生产办公室，组长是马海龙，他的工作非常繁忙，一天要接上百个电话，忙得嗓子也哑了、眼睛因熬夜也发红了。
1969年11月5日，国务院、交通部、邮电部军管会和总参通信兵部联合发出《关于邮电体制改革的意见》，规定从12月1日起撤销甘肃省邮电管理局，同时成立省邮政局和省电信局。1970年元月10日，省军区批准成立甘肃省电信局临时领导小组，机构有政治处、行政处、业务处，我被分配到业务处工作，经办全省农村电话工作。1970年12月7日，省电信局由平凉路迁到解放门北园66号院（原省园林局旧楼，现为省交通厅）。当时省电信局的主要处、室都是由解放军干部担任领导的，共有军队干部97人。
1970年，我也差点与农村电话“擦肩而过”。那年，省局决定将我调到兰州电信局工程队，多亏时任省局政治部主任的刘杰同志的一句“暂时不要去”，我才没有被调离，一直在生产处待下来了。
在“文革”时期，许多人想要用行动表明自己坚定的革命意志，于是提出了改名换姓，把所谓带有“封、资、修”等“反动色彩”的姓名改为“红岩”、“卫东”、“捍彪”、“继红”、“永革”等带有革命意义的名字，直到1995年我去法国考察时，还见到TCL公司的高级职员中有叫“卫东”的，这也许就是“文化大革命”的产物。记得当时我还开玩笑地说，“卫东”实际上是去“卫法”了。
对于这一场长达十年的动乱，时代的印记不仅仅体现在个人身上。据说那时候上海最大的百货公司——永安公司的橱窗上贴着各种颜色的大字报，提出了各种各样的更名意见，有的红卫兵认为，“永安”是旧社会老板企图永远安安稳稳剥削劳动人民而定的名，有了资产阶级的“永安”，就没有无产阶级的铁打江山，决不能允许“永安”这个臭招牌继续叫下去，一定要改名，至于将“永安”改为“永红”、“永斗”还是“红卫”，为此折腾了好大一阵子。
成都玉龙街上的“陈麻婆豆腐”的匾额也被摘下来扔到墙角，为纪念“文化大革命”胜利成果“麻辣豆腐”的诞生，饭店改为“文胜饭店”，百余年的陈麻婆也被迫改名为“麻辣”。同样是在破“四旧”、抄家风的影响下，我们张家的家谱也被扔到黄河里去了。除了各种文斗和武斗之外，进京大串连也是“文革”的重要组成部分，“革命”人民北上、南下、东征、西进，徒步串连全国各地。
“文革”经历
直到1976年“四人帮”被打倒后，这一场浩劫才终于宣告结束。在这特殊的10年中，我基本保持着沉稳、观望的态度，虽然也参加过兰州红联的派别斗争和省局清理阶级队伍的活动，但在数次大大小小的政治运动中，上天都让我平安度过。
难忘寒冬拉练
1971年12月正是隆冬时节，我被通知跟着甘肃省军区司令部去拉练。电信局当时隶属于军队管理，拉练要到艰苦的农村进行，我又是经办农村电话工作的，因此这样的差事落到我头上也就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了。
拉练开始的当天，所有人员都集中到省军区大院内，下午2点准时出发。我被编到三班，负责下面的一个通信小组，专门从兰州电信局抽调了十多人，有线、无线方面的人员配备齐全，我们要保证拉练时的通信万无一失。之外，还有从气象局抽调了五六个人组成的气象组。
从兰州省军区大院出发走到兰州火车西站的军队供需站以后，所有人员又按照编排上了专列火车，这是一辆闷罐车，没有厕所，车厢内的地板上铺着麦草，上车后打开行李就地安宿。这趟车行走得十分缓慢，从上车到第二天早上才到永昌河西堡下车，共计行驶了320公里，用了14个小时，平均时速只有20多公里。
第二天早上我们在河西堡吃早餐，我没有当过兵，所以对部队里吃饭的规矩不太懂，记得那顿饭是烩面片，一开饭大家都蜂拥而上抢着吃，我却没有抢，最终只吃了一碗，又饿着肚子集合出发了。
从河西堡出发后改为徒步行军，但由于目的地保密，最终走到哪里去我也不得而知。从河西堡经金昌，再到双湾乡下四分村，共行走了35公里，用了十多个小时，到达后即安营休息。
双湾下四分村是位于腾格里沙漠边缘上的一个小村庄，离民勤县昌宁乡只有12公里，而且还是甘肃省的军区民兵模范村，这里就像抗日战争期间华北大平原的安国一样，挖下了许许多多的地道。地道高1.5米左右，可容一人行走，曲折回环，出口众多，甚至还有二层、三层的。初来的人一下地道马上无法辨别方向了。
我们在双湾下四分村驻扎了一个星期，每天早上出早操，早饭后下到田地帮农民劳动，平整土地。那时候我的任务非常明确：部队驻扎到哪里，电话就通到哪里，尤其是要保证司令部首长的电话畅通。因此，一到下四分村我和兰州电信局的同志们一起拉线，就近组织接通电话。曾是邮电学校同班同学的王继德在金昌邮电局工作，也被派来帮助完成这个任务。
一个星期之后，拉练队伍又组织了一次较长距离的行军，路线是从双湾乡经民勤昌盛乡、头井子、黄蒿井、沙井子、五里到新河乡，全程55公里，早上5点起床，一直到晚上11点才到达民勤县城南的新河乡，共行走了18个小时。
全程经过地区的海拔在1300米以上，要穿越腾格里沙漠的一角，经过流动沙丘，沿途没有绿洲和水源，更没有人烟，中午还要在沙漠中吃一顿行军饭，这一顿饭实际上是沙子和米混在一起的。在沙漠中行走比在平地上行走更加吃力，常常是走两步退一步，即便如此，我们也要坚持跟着部队行走，决不能掉队。
天色暗下来时，行走了一天的我们都累得精疲力竭，两条腿都像灌了铅一样沉得抬不起来了。有些年轻战士也是累得厉害，只能一个体力好些的扶着一个体力差些的、一个男战士扶着一个女战士，将行李交给体力好的战士背着。
我所在的三班配备有无线车载设备，可以把行李放在车上，战士可以空着手走，我们索性把鞋脱下来背在肩上，光看脚丫在沙漠中行走，这样还稍许能放松一下。
这55公里的路程是我一生中行走时间最长、距离最远的一次长途跋涉，也是最让我难以忘怀的一次行走，这以后我再也没有走过如此长、如此难走的路了。在新河乡休整了一晚后，第二天早上10点，我们又开始了新一天的拉练，经民勤县城、大沙滩乡、红柳园、红纱梁到达拉练的终点西渠镇，每天大概要行走30多公里。从兰州军区至终点西渠镇这一单程，坐火车行驶了320公里，步行超过200公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