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民勤西渠镇又住了10天左右，每天有射击打靶、空投食品、军事演习等训练，同时要下地帮助农民劳动。那里的老乡都非常支持我们，乡政府将办公地点腾出来给司令部借用，学校、卫生院、商店、邮电所等单位和农民家里也全部住满了人。由于我是搞通信联络的，便和军区三班的解放军住在了西渠邮电所，当时我们和气象局下来的五六个人都是不穿军装的军人。20天后，我们沿西渠返民勤，经蔡旗堡、十墩、大柳、清水、大河到达武威南站，乘火车回到了兰州。这一个月的拉练使我经受了一次野外行军和住宿的锻炼，让我终生难忘，也给我留下了关节痛的毛病。
凑巧的是，在1972年初省电信局又组织了第二次拉练，领队是省电信局副政委刘占，共派出一百多人，我又被抽去参加了。
这次拉练是从位于兰州市的省电信局北园出发，经阿干镇，过关山岭、红圈、中孚、辛甸、八里铺，到达临洮县窑店。在那里休整了10天左右，接着进入渭源县的庆坪，经过新寨、北寨、大安，过铁门坎大山到定西，后经香泉、宋家庄、定西、称沟、景泉、甘草店、清水驿、定远镇返回兰州。这一趟拉练大概行走500公里，大部分都在山区行军，那里山高沟深，人烟稀少，也是用了一个月左右的时间才走完全程。
我对这次拉练最难忘的事有两件。第一件事是，行走到第三天，要从辛甸走到八里铺这段约25公里的路程时，由于我们一直在柏油路和硬石子路上行走，穿的鞋子都是布鞋，晚上到八里铺时大部分人的脚上都已经打了泡，走路一瘸一拐的。晚上休息时我们用热水泡脚，待把整个脚好好地泡过之后，再用缝衣服的针把泡划破，挤出黄水，这是十分痛苦的事，需要有极大的忍耐力和毅力。挑完泡后再好好地睡上一个晚上，第二天起来就又能走路了。
难忘寒冬拉练
我第二次拉练遇到的第一个关口就这样艰难地过去了。待到临洮窑店后，又住了一星期，仍然是劳动、抬粪、平整土地。
另外一件事也使我至今难忘。当拉练走到渭源大安乡以后，由于第二天要翻越一座山，因此必须要很早出发，可不知是什么原因，第二天的早饭煮得晚了一点，开饭时间也推迟了。等集合号发出后，一百多人还在等着吃饭，但刘占副政委（当时电信局称政委）却大发脾气，命令职工不能吃饭，按照部队要求即刻出发。
这又是一整天的行程，却不叫人吃上一点东西，这怎么能行呢？大家听完副政委的命令后都一片沉静，谁也不敢说一句话，就这样一直走到大安乡才又补充了一些干粮。那天我饿着肚子翻过海拔3000米的铁门坎山到达定西香泉安营扎寨，一整天只吃了一顿晚饭，真是苦不堪言。
这次拉练中，由于我有了第一次跟省军区拉练的经历，因此领导让我和别人骑摩托车打头阵，这样能比其他行军同志少走了很多路。但这个打头阵的后勤工作也不轻松，每到一地要给部队安排吃饭和住宿的地方，有些地方的村民自身食宿十分紧张，即使给钱也不让我们吃住，好不容易找到落脚的地方，也经常休息不好，一个本来只能住两三个人的热炕得睡六七个人，晚上连身都不能翻。
总是休息不好，第二天还得接着走路。这样下来，生病的同事越来越多，病号可以坐在解放车上不走路了。有时候晚上10点我还得跟着摩托车查勘第二天的行走路线，虽然比以前是少走路了，但每天都担心一百多人的住宿和吃饭没有着落，担心领导和群众不满意，因此思想压力很大，情绪也十分紧张。
记得有一次夜间勘查行走路线时，我坐在挎斗摩托车的后座上。那天晚上车灯不亮，途经定临公路旁堆满了沙子，车速又快，摩托车前轮不慎开到了沙子堆上，坐在挎斗里的同事蒋振声被抛出十米多远，而摩托车手和我则被压在车下面动弹不得。多亏蒋振声命大，尽管被抛出很远，但没受伤，他走过来还帮助我们把摩托车抬开，站起来的时候我才发现自己的胸部被压得生疼。遇到事故后，摩托车里的汽油也漏得差不多了，我们不得不节约用油，关掉油门下坡，凑合着到达了目的地。过春节前，我们拉练的人才回到了兰州。
传单事件
虽然“文革”距离今天已经过去四十多年之久，但我现在仍常常回想起那一段特殊的历史时期和严酷的政治斗争。1969年的春天是一个不平凡的春天，它对我来说并不意味着温暖的到来，而更像冬季的严寒。
当年春节前后，甘肃省邮电局各处室每天下午上班时和晚上的7~9点都要组织全体员工开会学习政治，即便人们无从得知省邮电局究竟发生了什么重大的政治事件，但也能嗅出政治形势十分紧张的气息，处在这样的环境下，我也有如履薄冰之感，每天上下班都小心谨慎。
每天晚上9点散会以后，我要骑自行车走10公里左右回到十里店保安堡的家里。那时我住在保安堡175号老家的三间土房子里，回到家时已经是晚上10点多了，虽说我居住的房子和院子大门只有十几米的距离，但骑自行车进院子时我唯恐把别人吵醒，不推着自行车进院，而是小心翼翼地把自行车扛在肩膀上，轻轻地、慢慢地走进院里。这种“异常”的行为很快被妻子耿兰芳发现了，她严肃地问我：“你一定有什么政治问题了，不然的话你为什么晚上回到自己家里要把自行车扛着进来呢？你怎么不敢推呢？”听到她这么问，我真是无言以对，我知道自己的行为不合情理，但真的没有什么问题，我只是预感到似乎有什么事情要发生了。
那段时间省局生产处的斗争越来越激烈，处里有一个年轻人违犯纪律骑摩托车出了事故，摩托车被安宁公安分局扣查，而后他被处里点名斗争了。每天下午都要审问他骑摩托车到十里店是干什么事、什么时候骑出去的、为什么被公安局查扣等问题。这些问题反复问了很多遍。
这个年轻人原来是兰州电信局一个机线员，在省局生产处管市内电话。他人很诚实，由于年轻喜欢汽车、摩托车，而在当时会开摩托车和汽车也是一种时尚。经过3个月的学习，他被调到甘肃省邮政运输总站去当了一名驾驶员。
这件事到此并未结束，过了不到一个月后，这一场严肃而紧张的斗争才揭开了谜底。一个星期天，我到保安堡同院内的婶婶家去，婶婶告诉我说，保安堡三队的社员们在地里劳动时纷纷传说我被五花大绑着抓到公安局里去了，婶婶听说后告诉他们根本没有这回事。但当我从婶婶口中得知此事后感到十分震惊，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传言呢？当时我的两个妹妹都听到了这个谣传，小妹妹张正萍赶到我家里来一探虚实，她在院子大门口向我们同院的一个人询问我的情况，得知没有这回事后才放下心来；大妹妹张正霞听到了这个谣传后，专门到十里店邮局营业厅以买邮票为由找了我爱人耿兰芳，通过仔细观察她的表情，猜测我是不是出事了。然而，这一切的一切我都被蒙在鼓里。
在那个“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只要任何人沾上与政治有关的问题都会惴惴不安，我亦如此，又经过了难熬的几天，终于弄清楚了这件事的来龙去脉。
原来是十里店有一个和我同姓的人，叫张富德，他比我小1岁，在1969年春节的一天晚上散发了“反革命传单”，使用的交通工具就是摩托车，传单是油印机印的。
由于我和这个张富德都姓张，同是十里店人，姓名的发音也很接近，因此，我“自然”被列为了一号怀疑对象，所工作的农村电话处的一部油印机也被省局政工部门交给了有关部门去鉴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