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12月10日下午，诺贝尔和平奖颁奖仪式在首都奥斯陆市政厅举行。等待期间的一件小事，再次回应了本小节的主题。
由于这一年的和平奖得主是巴勒斯坦国总统阿拉法特、以色列总理拉宾和外长佩雷斯，挪方采取严格的保安措施，包括在入口处进行安全检查。活动开始前一个多小时，我和夫人冒着寒风在市政厅前排队等候入场。忽然，一位新到任的某国大使经过我们队伍匆忙往前走,边走边念念有词：“外交官享有特权，可以优先进场。”一位老大使赶紧上前把他拽住,指着前面的队伍说:“你看奥斯陆市长也在排队”。无奈，这位新大使只好回到队尾。
说到诺贝尔和平奖，我想到了努利。他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当过首相，快80岁了，德高望重，访问过中国，对华友好。90年代初退休后，担任挪威诺贝尔委员会成员。晚年住在离首都200公里的一个山区省会城市里，也许与他曾在那里当过省长有关。
参与完和平奖的颁奖仪式，拜会他老人家的愿望愈加强烈。1995年2月一天中午，天下着小雪，我们便驱车穿越盘旋而上的山道前往拜访。他在省政府大楼一间窄小的偏厅里见我，没有服务人员。沏续茶水也是他自己张罗。我们相谈甚欢，最后我送他一幅松鹤图案的织锦画，祝他长寿。他激动地说：“您今天冒雪远道来访，说明中国人不忘老朋友。”接着他面露失望，不无抱怨地叹气道：“中国尊敬老人，不像挪威，他退休后就无人照管了。”
谈话结束时已近黄昏，天开始下雨，努利从楼上陪我走到下面，几乎看不到人，只剩下门口一名守卫在值勤。他担心我们不认识回首都的路，亲自驾车带路，一直把我们送到通往首都的公路交叉口，然后下车道别，并一再叮咛：“天下雨，山路滑，车子开慢些，拐弯尤其要小心。”暮色苍茫，细雨霏霏，望着这位当过首相、省长的老人，步履蹒跚地走向他的汽车，背影渐渐在我的视野中模糊、消失。这位慈祥的老人的平易、友情，一直感动着我，他那天的亲切印象至今仍清晰地留在我的记忆里。
领导人的平民作风给人留下至深印象
挪威领导人的平民作风，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其社会的某些特点。中世纪，挪威没有像其他欧洲国家（含邻国丹麦）那样，出现过人身依附的封建佃农制，农民一直保有自由农的地位，所以恩格斯称挪威农民是“倔强”的。近一百多年来，挪威推行社会民主主义，人民长期受到民主的锻炼与熏陶，领导与群众之间逐渐形成一种平等、随和、自然的关系，这是十分可贵的。
在这种社会环境和气氛下，下面的真实情况和不同意见比较容易反映上来，有效避免了因问题和矛盾长期积累而酿成全国性大失误，或者严重的社会动荡。
挪威人民主意识强，有大民主传统
1818年起，挪威建立议会制，人民长期接受民主训练。他们有搞大民主、进行全国公决的传统，全民就国家大事进行辩论，但投票公决后，能平静接受多数意见。
历史上一共举行过4次公决。初次发生在1905年8月，全国就“是否与瑞典结束联盟实现独立”进行公决，结果以99.89%的非常比率结束了此次公决，赞同票数为368392张，反对的仅有184张。同年10月，挪威据此取得独立地位。第二次公决在1949年举行。挪威东北边陲有一小段与苏联接壤，东西方冷战开始后，挪威处于前沿国的地位。为此，挪威就是否加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举行投票。经过几个月的大辩论，公民投票多数决定参加。第三次公决在1972年，多数否决加入欧洲共同市场。第四次，1994年下半年，我有幸亲历了挪威就加入欧洲联盟举行的全国大辩论及公民投票的全过程。现将所见所想记录如下，以锁定挪威重大的历史瞬间。
1994年11月28日，挪威就加入欧洲联盟举行全民公决。投票率很高，达88.8%，结果为：反对入盟者以52.2%对47.8%的微弱优势战胜了赞成入盟者，入盟提议遭到否决。
在此之前，两派在全国范围内就入盟一事进行长达半年的政治辩论。工党政府、首相布伦特兰夫人主张入盟，得到了国内赞成推动欧洲联合的力量的响应，支持者多为大城市居民、企业家和一部分知识分子。他们认为，挪威应当顺应欧洲统一潮流，加入欧盟，这在经济和政治上对挪威利多于弊。
反对入盟的力量也相当强，历史与现实原因混杂其间。首先不少挪威人觉得依靠自己丰富的资源和先进的管理，国家日富，怕入盟后被“均富”，经济上吃亏。其次，相当多挪威人担心在政治上受制于欧盟，由布鲁塞尔决定奥斯陆的事情，失去独立性，部分人甚至联想到过去与瑞典联盟，受制于瑞典统治的时代，颇有点“谈盟色变”。最后一点，农民、渔民怕入盟后财政补贴减少，损害自己的利益，不少妇女也认为入盟后可能会缩小现在享有的广泛权利，疑虑重重。
赞成与反对入盟的争论席卷全国，相当激烈。从城市到乡镇，从政党领导到平民百性，从党派、团体到机关、学校，以至家庭都卷入这场争论。两派通过新闻媒体、游行演说、粉刷标语等方式进行大辩论，成立各种组织和机构，募集宣传基金，营垒分明。双方就入盟利弊各抒己见，经常争得面红耳赤，但“君子动口不动手”，没有“武斗”，也极少出现谩骂声。
有一次，工党首相布伦特兰夫人与一位反对党领袖的电视辩论在全国转播，颇有戏剧性。首相强调加入欧盟，有助于挪威产品进入欧洲大市场；而反对党领袖则担心欧盟发生经济困难，可能连累富裕的挪威，尤其是入盟后农产品补贴的减少，会影响挪威农民的收入。这种论据有说服力，博得了实播现场观众的掌声。我们看到首相在辩论中处于下风，预感挪威入盟并非易事。
从结果看，挪威大民主经受住了考验。
第一，挪威人能服从多数决定，遵守国家的规定。公民投票结果一公布，一切围绕是否入欧盟的辩论和宣传活动立即终止。次日，两派临时建立的机构全部撤销，工党少数派成立的反对入盟的行动委员会也宣布解散，全国恢复正常和平静。
第二，群众支持政府，上下保持团结。工党政府本来主张入盟，但公决后即发表声明，执行拒绝入盟的决定，同时采取一系列与欧盟挂钩的步骤，尽可能减少在盟外可能带来的损失。不少在大辩论中反对入盟的群众又站到工党政府和首相一边，他们强调“公民投票”作为历史一页已翻过去了，不能仅仅根据对入盟的态度来衡量政府的政策和工作，当前政府要与欧盟谈判建立新的关系，更需人民支持。投票不久后举行的一次民意测验显示，国民对挪威工党和首相的支持率反而提高7个百分点。不过，挪威也有人提出质疑，半年大辩论影响了国家政治经济生活的正常运转，似乎有点“劳民伤财”。
突尼斯驻挪威大使赛义德是我在突任职时的老相识，和我一样追踪了这次公民投票的全过程。公决结束后，他不无感慨地对我说：“半年恩怨，一夜泯灭，表明挪威人有良好的民主意识和政治素质，很不简单！这在许多第三世界国家是难以想像的。”我也深有同感。
其实，一些具备条件的国家，对某些特定重大问题，偶尔采取大民主方式，或许可以广集意见，做出的决定也容易得到群众的理解和支持。但大民主未必是一种最好的选择。街头政治达到的多数，不一定代表真理，而且还不可避免地产生了不少副作用，起码干扰了国家正常的工作和生产劳动。我想，不具备挪威那样条件的多数国家，如若采取这样的做法，说不定可能酿成政治动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