挪威的分配制度和全面社保，确实保证其实现了两个目标。
一是共同富裕。挪威总体的两极分化不严重，拥有资产100万克朗以上的富裕阶层，仅占人口总数的1.6%；年收入超过20万克朗的中产阶级占70%以上；其余为低收入者以及靠政府救济的困难户。挪威穷人从政府领到救济金为每月5000多克朗，相当于600多美元，但由于物价高，生活还是相当困难的。
二是普及全民教育。全国430万人口，分布在各类学校上学的人口达110万，其中高校学生22万。具有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国民占总人口的60%。
然而，客观看来，挪的高福利制度也存在一些问题和弊端。主要表现在两方面：
一方面尽管作为高福利基础的高税制有其必要性，但一味拉平人们的收入，存在某种平均主义，影响了一部分人的劳动积极性。对于高税，一部分挪威人，其中不乏一些有教养的高级人士，一下子难以接受。一位我熟悉的挪威外交部高级官员年薪35万克朗，按规定要缴纳30%以上的税。有一次他对我发牢骚，觉得税收太高有些心疼，希望能出国当几年大使，不仅可以享受免税待遇，而且因为薪金高，将来退休后生活会宽裕些。还有一位高收入的华人，要交近40%的所得税。聊天时，他坦然地说出了心里话。对如此高的税率，起初他很不习惯，但转念一想，全家享受社会保障，3个小孩上学费用全免，加之助人为乐等道理袭上心头，慢慢地也就释怀了。
社会建设注意民生、公正，有利于和谐、稳定
另一方面在于全面社保把公民的各种开支都包揽下来，标准又高，费用太大。连挪威这样的富国，也承受不住如此沉重的财政负担，难以为继。而且这种高福利还容易鼓励懒人，尤其在青年中滋长享乐思想。挪威医疗费用全免，连吃、住也不要钱，因此小病大养、无病呻吟的现象比比皆是，浪费严重。不少公立医院人满为患，病人甚至躺在走廊里，被人们讥为“走廊医院”。对于这种高福利模式，据说挪有关当局也在探讨相关改革。
（二） 调节劳资关系，促进社会安定，经济发展
这也是北欧社会民主主义的一个主要特点。
近30年来，挪威加强了政府、工会和工商联合会（前身是雇主协会等组织）三者之间的合作，共同确定合理的工资待遇，在缩小工资差距、扩大企业民主，实行再就业工程等方面逐一达成共识。现在，每逢星期一，挪威政府便召开一次三方合作会议，处理劳资纠纷等问题。在政府协调下，每隔两年，工商联合会与工会签订一个工资协议。据说，挪政府的调解取得了成果，不仅增加了劳资合作，减少了社会冲突，还凝聚各方面力量共同发展生产，增加就业，增强挪经济的对外竞争能力。
挪威工会是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据2007年材料显示，挪工人参加工会的比率达70%，为世界最高；其次是瑞典，比率是50%；其他西方国家因经济不景气，工会化率急转直下，下滑惨重，如2006年的美国工会化率仅7.4%。
1997年4月，中国工会第一书记张丁华访挪，作为陪同，我接触到挪工会主席霍更森，他本人是工党领导机构成员。当我询问这位工会领袖对挪政府调节劳资关系的看法时，他很开通，坦率地阐明了自己的想法：工党政府寻求劳资双方都能接受的协议，符合劳工的共同愿望——更稳定的工作（减少失业）、更体面的工作（合理的待遇）。他认为，工人不能要求过高，因为工资提得太快，超过生产增长，会引发通胀，增加产品成本，降低竞争力，影响出口，会损害工人利益。他还坚定地表示，挪威工党政府是代表工人长远利益的。
挪政府调节劳资矛盾的做法以及这位工会主席的言论，倘若回到过去，必会被斥为“阶级调和论”。然而现在，我觉得大可加以研究，从中抽离出对中国有益的经验。毕竟，今天妥善处理工人和民营企业家的矛盾，已成为我国政府面临的关系到社会稳定、经济发展的重大问题。
挪威腐败指数低
回首四年多时间对挪威的近距离接触和观察，点滴感悟幻化作一幕幕鲜活难忘的影像，跃然于脑海中：挪威的政府官员比较廉洁；领导人的平民作风相当普遍；人民民主意识比较强，有时甚至有些极端民主化；社会风气好；生活方式健康，富而不奢；妇女在政治上很活跃……
下面介绍的见闻可能过于具体以至于琐碎，但从中折射出的精神和道理，对我们今天建设小康社会，尤其是构建和谐社会有所禆益。
挪威腐败指数之低，可与芬兰媲美，在国际上跻入前列。缘于出任驻挪大使，我与挪高级官员、政界人士交往繁多。一般而言，他们比较注意遵守法纪和公德，没有什么特权，对处理公私关系，特别是经济问题慎之又慎。
前首相布伦特兰夫人，是与我接触最多的一位领导人，凡涉及个人问题，她态度严谨，小心有加，我听到或亲眼见的事例很多，在此仅例举一件小事。
她在挪威中部家乡有一处不大的别墅，有一年她想在上面加盖一层，为此向地方政府提出申请，地方当局根据市容、环保等有关规定未予批准，布伦特兰夫人没有利用自己的首相地位施加影响，而是马上放弃扩建计划。20世纪90年代中期辞职后，她就居住在这套乡间小别墅中，专心撰写自己的回忆录。
肖斯塔夫人年轻干练，原是挪威工商部主管亚洲事务负责人，1996年参与接待江泽民主席访挪后，被破格任命为挪驻上海总领事。是年年底，我回国述职，在上海与她见面，二人促膝交谈。她很兴奋，首先表示在华大有可为，与上海经贸合作前途光明。接着带着无奈和疲惫的神情坦言在这里工作不易，关键是必须打通“关系”，不仅要做好上面的工作，还要关照下面，有时主管的“香”没有烧到，事情照样办不成。这番关于中国“关系学”的谈话，顿时令我语塞 。
关于她为打开上海工作局面殚精竭虑、积劳成疾的说法不绝于耳。果不其然，两年后，她在上海心脏病突发，病逝于工作岗位，我非常悲痛。现在，我家中案头依然摆放着一张珍贵的合影，记录了当年她、江主席夫妇与我和夫人同在奥斯陆游船上观光的情形。
挪威人一般讲究公事公办，中国的“关系学”一定让她伤透了脑筋。每念及此，内疚之情挥之不去。
挪威官员的清廉传统，除有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历史传统、公民素质以及实行“官员财产申报”和“公示”制度等因素外，还有以下几方面原因。
（一）官员权力分割，尤其财权不大
我清楚地记得有一年挪威首相出国访问，挪威国内某个部门提出额外增加一个官员随行的意见遭到拒绝。报纸上发表首相府的解释为：首相出访均坐班机，随员控制在10人以内，费用已报议会批准，由中央财政开支；如工作需要临时加人，就要首相府出钱，而首相府并没有这笔预算。
我之所以把上述细微末节写进书里，是因为我感到，我国领导人出访随从人员太多，更不说各级官员的公费旅行了。
（二）议会监督比较切实有效
议会里有一个由各党派组成的监察委员会，权力相当大，上至政府高官，甚而连首相财务上的疑点，亦可以直接进行质询。1995年，属执政工党的中央银行行长（内阁成员）就因财务账目不清遭议会质询，不久被解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