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周后，我就离任回国了。向国王辞行是我作为外交官的最后一场重要的外事活动。之所以对这场活动作如此详实的记述，主要想说明两点。首先，通过此次谈话，我对哈拉尔五世国王有了进一步了解，他不仅是一位关心大事的政治家，而且大学时攻读经济学，对经济问题颇有研究。其次，我深切地参悟出一个道理，作为一名中国高级外交官，一刻也不能放松对国内外形势的追踪(当时亚洲金融风暴发生不久)和对国家方针政策的学习。
出使挪威的政治大环境
中国与挪威在人权和西藏问题上的分歧和斗争，实际上是西方与我国整个和平演变与反和平演变斗争的一部分。为了形象说明中挪关系中的矛盾，我略举以下几个例子。
在国际反华大气候下，1989年12月，挪威诺贝尔委员会将和平奖授予达赖，支持他通过与中央政府谈判，采取“非暴力”方式，实现“西藏自由”。此后，达赖利用和平奖得主身份不断访问挪威和欧美一些国家，进行分裂祖国的活动。
上世纪90年代上、中期，设立在日内瓦的联合国人权委员会每年讨论人权问题，挪威参加反华提案，不仅在会上攻击中国人权状况，还要求中国“释放所有政治犯”、“尊重西藏人的文化和宗教权利”。
1994年11月，经美国58名议员提名，被我国判刑的“民运分子”魏京生成为和平奖候选人，并得到挪威国内少数政治势力的支持。
挪威媒体上几乎看不到有关中国的正面报道，大多是负面情况，有的还是西方制造的在人权问题上诋毁中国的谎言。
挪威“西藏委员会”每年3月10日都要组织几十人举着“雪山狮子旗”到我使馆门口静坐示威……
在上述时代背景和政治气氛下，我于1994年初到挪威履任。尽管两国关系已从1989年年底的低谷回旋步入恢复上升期，但在4年任期内，双方围绕人权、西藏问题的斗争时紧时松，始终不断。
对于两国在人权、西藏问题上的分歧和矛盾，我们在实际工作中已形成这样一个方针：冷静分析，适当斗争，积极沟通，求同存异。对于有些事情，如美国议员提名魏京生为和平奖候选人、达赖访挪要求见挪威领导人，我们向有关方面作了提醒或进行交涉。但我们认为挪威与我国无直接利害冲突，挪方同我们在上述两个问题上的分歧，更多是由于历史、文化、传统不同，价值观存在差异，加上西方长期反华宣传等原因造成的。因此，应把工作重点放在通过多种渠道和方式做好解释交流、增信释疑上，同时继续发展两国各方面的友好合作关系。
几年来，经过双方的共同努力，包括两国领导人的互访、民间接触和新闻媒体间的交流，不仅在人权、西藏问题上加深了相互了解，而且各方面，包括经济贸易关系在内的友好合作也齐头并进，取得了较大进展。
此前，我长期主管中国对西亚、北非国家的外交工作，侧重于发展双方团结友好的关系。不承想，外交生涯的最后一站停留在挪威，我身陷复杂的斗争漩涡，在一线亲自参与处理有关事务。从某种意义上说，这4年间，我受到的锻炼、学到的东西，超过了以往的38年。面对国与国间的分歧和矛盾，我坦然、冷静，能够以更加辩证的态度予以对待；工作中亦增长了一些才干，譬如摸索出一些务实有效的对外宣传工作做法；当然也了解了不少新情况，诸如诺贝尔和平奖的评选过程等。
江泽民主席出访挪威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我国领导人从江泽民主席、乔石委员长、李瑞环主席，到李岚清、钱其琛、邹家华副总理，宋健国务委员，在挪威的访问中都不可避免地碰到人权和西藏问题。借此话题，他们都耐心地介绍国内的有关情况，做挪威方面的工作。尤其是江主席，访问挪威的效果明显，影响巨大，给我留下了深深的回忆。
1996年6月，江主席偕夫人王冶坪率一个百人企业家代表团访挪。代表团到达当天，国王哈拉尔五世和宋雅王后在王宫前广场上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首相布伦特兰夫人和议长格伦达尔夫人出席，仪仗队和王室卫队列队两旁，声势浩大，充分显示了挪方的重视程度。当地华人、华侨普遍反映，如此规模的欢迎仪式在当地实属少见，较之此前叶里钦总统访挪时，仪式规模更盛大，气氛也更加热烈。
挪方对江主席一行的安全非常重视，沿途出动大批警察，应对少数“大赦国际”的人和藏独分子的反华骚扰。中午，国王在王宫举行家宴招待江主席及其陪同人员，王后、公主和王子都出来作陪，非常亲切。晚上国王举行国宴，言词友好地赞扬了中国的改革开放。次日，国王和王后亲自陪同江主席和夫人游览、参观首都的名胜古迹以及博物馆等。
江主席此行重点是就人权和西藏问题做挪威领导人的工作。挪威是一个拥有四百多万人口的小国，近二十多年经济迅猛崛起，名列富国前茅。不可置否的是：挪威一部分政界人士中出现对外推销自己社会模式的倾向，甚至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的人权状况颇多指责。尽管挪威当局承认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但仍表示“关心西藏的人权、宗教和文化保护问题”，同情支持达赖。
针对这些情况，在与布伦特兰首相的会谈中，除双边合作外，江主席花费了相当长时间与她就人权问题进行了坦诚的沟通和对话，多角度地阐述了中国的国情和人权情况。
江主席强调中国重视人权、民主，但由于历史传统、现实情况不同，做法和重点与挪威有差异。他还指出，民主和人权的概念有其相对性，各国民主和人权的实现方式与其经济、文化、教育水平和历史背景息息相关。中国有12亿人口，其中9亿在农村，还有2亿文盲。中国是发展中国家，目前有6500万人生活在贫困线下,条件远没有挪威好。对中国来说，最大的人权是生存权和发展权。
随着话题的深入，江主席思路也更加开阔，进一步阐释世界是丰富多彩的，各国应该有不同的发展模式。他说，我们赞成就人权问题进行平等讨论，通过对话交流经验，增进了解，但反对干涉别国内政。他以自己在解放前参加争取民主自由运动的经历，说明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保护人权，执政后更是不断地探索如何加强国家的民主法制建设。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这方面取得了巨大进步。
会见格伦达尔议长时，双方着重谈论西藏问题。江主席介绍了西藏近些年来经济、文化、宗教的发展情况，驳斥了所谓汉人大量移居西藏、破坏当地文化的谎言。谈及达赖，他义正词严地指出达赖决不是单纯的宗教人士，其四处活动的真实目的是搞“藏独”。中国中央政府对达赖的政策是一贯的、明确的。只要达赖放弃“西藏独立”的主张，停止从事分裂祖国的活动，中央政府随时愿意和他谈判。
江主席的话入情入理，得到了挪威领导人的积极回应和尊重。布伦特兰夫人当即表示，双方就人权问题进行交流，对于增进互相了解是有益的，挪威赞同中国重视人民的生存权和发展权，只是两国在保护个人权利方面还有不同看法，但随着交往逐步增多，双方的立场一定会越来越接近。格伦达尔夫人也表示在西藏问题上，挪威完全尊重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理解中国政府关于同达赖举行谈判的立场。
江主席访挪为两国对话开辟了道路。第二年，中挪建立了人权与司法圆桌会议的对话机制。在涉华人权的问题上，挪威成为西方国家中最早由对抗转变为对话的国家之一。访问中，江主席出席了挪方陪同团长工商大臣克努德森夫人主持的挪威工商界人士的欢迎会，向他们介绍了中国的经济形势和发展前景，与他们共同探讨了在能源、环保和基础设施等领域扩大互利合作的途径。两国政府签署了多项经贸合作协议，挪威决定在上海重开总领馆。总之，此次访问具有里程碑意义，促进了两国经济关系的进一步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