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得不说，代表团访挪期间，遇到了反华势力的干扰。“大赦国际”和“西藏委员会”组织的少数人，身着黄色T恤衫，举着反华标语，在江主席活动的场所进行围堵、叫喊，从迎宾馆到首相府，从首都到外地，紧跟不舍。记得一次国王陪同江主席参观奥斯陆雕塑公园时，一个流亡在国外的“民运分子”，冲到离江主席约3米处，被挪方警察带走了。
对于这场反华骚扰，我作为目击者，想对背景做些说明。那天上午，江主席一行在国王陪同下参观首都海盗博物馆，突然得知有三四十人堵在雕塑公园门口，我与江主席的随行部长紧急商榷办法，最后决定由我向挪方提出：为安全起见，建议改变计划，不去公园参观。国王办公厅主任请示国王后，给出的答复为国王要亲自陪同前往，主张计划不变。江主席很从容，马上拍板同意了。
江泽民主席出访挪威
公园门口，一名“民运分子”突然脱离他们的队伍。冲向代表团，我作为大使一直紧随江主席身侧，真是捏了一把汗。江主席回到使馆大厅休息时，见我们心神有些不定，便风趣地对馆员们说，“这个民运分子冲过来时，你们朱大使心里比我紧张，我知道他是担了风险的。”然后，他又安慰大家说：“这种事情算不了什么！我在国内是经过风浪的。而且国王要去，我不去，把国王搁在哪里！”
这席话宛如带我回到三十多年前，我蓦然忆起当时作为年轻的翻译，随同周总理访问几内亚的一幕幕情景。总理结束对首都附近金迪亚市访问，准备乘车返回科纳克里时，几内亚礼宾官员提出改乘由捷克人驾驶的苏联老式直升机。出于安全考虑，随行的黄镇副部长和柯华大使建议仍乘汽车。但对方回答说，杜尔总统将陪同周总理同机返回。总理知道这一情况后，当即拍板同意，客随主便。我记得特别清楚，当时目送载着两国领导人的直升机上天时，我们这些随行人员的心攥得紧紧的。
值得赞赏的是，面对这些反华骚扰，江主席泰然处之，应对自如，风度翩翩。参观访问中，他不时与国王亲切交谈；在去外地的飞机上，与陪同的挪威大企业总裁谈笑风生，讨论庄子哲学；到卑尔根参观著名作曲家格里格故居时，他坐到名家当年谱曲的钢琴前，弹奏中外名曲；在泛舟峡湾时还即兴吟唱京戏……
然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挪威传媒大肆渲染江主席遇见“黄T恤”，中国受到“西方民主、人权力量的抵制”，却对访问情况和成果只字不提，这种做法令我们感到纠结。
为了打破挪威舆论的封锁，在陪同访问的挪威工商大臣克努德森夫人的安排下，离挪前夕，江主席在西部最大的城市卑尔根游船上接见了当地记者，用简短的几句话概括了此行全貌。他说：“我这次访问是在友好气氛中进行的。感谢国王、王后的热情接待。与首相、议长进行的会谈会见是有益的。对在工商大臣主持下与挪经济界的会晤感到高兴。希望中挪友好合作关系不断发展。挪威绮丽风光令人神往。本人能在格里格钢琴上弹奏感到荣幸。”
简短的谈话配上江主席在卑尔根参观访问的录像，在当地电视台播放后，挪威各界反应很好，称赞江主席大度、潇洒、随和。
两国政府的交往
几年来，中挪两国政府经济、社会部门负责人加强互访，随着挪威议会和我国人大有关委员会的接触日益深入，双方不仅交流了经验，也在某种程度上增加了彼此间的了解，扩大了共识。其中不少活动，我也有幸参与了。
客观地说，挪威在宏观经济调控、议会和新闻监督、收入公正分配，以及社会保障等方面不少经验与做法，均可以借鉴，但不能照搬。同样，近几年来我国针对如何发展经济、改善人民生活等问题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尤其是在扶贫、保证低收入人群生活方面取得了巨大成效。挪威官员逐渐改变了对我国的原始印象，终于注意到中国政府也重视社会公正。而且，我们在民主法制建设方面的进步，也给他们留下了良好的印象。
挪威方面也渐渐意识到了两国间的迥异国情。1996年5月，我国民政部长多吉才让访挪，介绍中国的基层民主选举，使挪威官员大开眼界。当多吉才让说起中国四百多万个乡村正在举行民主选举时，挪威社会事务大臣一脸惊讶的表情，未等回过神儿来，忙插话说：我们全国人口才四百多万，你们建设民主法制确实不容易。
不过，人口庞大只是揭开了重重难题的冰山一角，真正的挑战还在后面。多吉才让语气平和，接着谈起了民主选举中的些许插曲。譬如，在中国一些边远和偏僻地区，文盲还不少，他们连自己名字都不会写，在基层选举时采取一些特殊方式，如在每个村委会候选人背后放置一个碗，由村民向自己满意的人的碗中投豆。
这些方法，实属中国式独创，在座的挪威官员闻所未闻，感到非常惊奇。负责人权事务的挪威外交国务秘书当场提出，希望派人去中国观摩，后来挪方确曾组团考察我国的基层选举，归国后，对于我国从基层大选开始，逐步扩大民主的做法，赞不绝口。
人权对话与司法交流圆桌会议
从1995年开始，中挪司法部门人员多次交往。1997年3月，两国首次人权与司法圆桌会议在奥斯陆举行。我国司法部副部长张秀夫率多位法院院长、著名法学教授出席,我也有幸列席了会议；挪方亦派出相应官员和专家参加。
由于议题敏感，两国非常重视，力争在讨论中求同存异，效果不错。双方首先各自介绍本国的司法理念、程序和实践，然后，举出一些实例加以说明。讨论思路清晰简练，方式亦通俗易懂，纵然我不是人权、司法方面的专家，依旧能基本准确地把握与会内容，对中挪的人权与司法情况更加了熟于心。
对话交流之中，两国在判刑方面的差异渐渐浮出了水面：挪威判刑相对温和，没有死刑，对杀人犯只判6年徒刑；而我国由于各种原因，死刑判决较多，但正在利用高等法院核审等程序加以控制。
当然，双方也发现了一些共同点——两国对危害国家安全的人都判重刑。在我国，一个故意泄露军事情报的人，会被判处15年徒刑；而据挪方介绍，他们有一个外交官曾向前苏联出卖情报，被挪威法院判刑18年。尽管这个判决遭到欧洲法院否决，但是挪威坚决拒绝这种干预。
与会成员还在会上交流了各自在司法实践中的一些经验和做法。挪方强调保障个人言论自由的重要性，指出他们早在1814年宪法中就对此作出明确规定。这一条款，在实践中制约了国家权力的滥用。我方表示同意，但提出言论自由也应受法律约束。毕竟，言论自由不是绝对的自由，在享受权利的同时，我们也应该履行义务，接受法律的监督。
挪方还介绍了他们自1962年建立的行政监察专员制度。监察专员由议会选定，负责受理公民对政府机关侵害其合法权益的举报。因为不收费，而且办案效率高，颇受民众欢迎。不过案件限于福利、税收、房地产及环境保护等民事范围，刑事纠纷仍由法院处理。
这项制度的优越性不言而喻，然而说到我方的“妙计”，就不能不提及中国民事调解制度。听取中方代表详细讲述这项制度时，他们神情专注，有时点头回应，时而又低头记录。待到交流意见环节，挪方人员纷纷表示这有助于预防、减少司法纠纷，称赞它是个创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