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这个“忍”字，使馆的工作、党委的团结、部门的关系都未受到影响。在离馆前大会上（这位参赞已回国离休），我介绍个人思想修养时披露了与参赞的这段矛盾，因为毫不知情，不少人包括党委同志都颇感意外。我在总结中指出：“有时为了使馆团结大局，个人须要作些忍让，避免出现古人所说‘小不忍，则乱大谋’。”大家听了，都纷纷表示不同程度的认同。
周总理民主作风非常好，同时也很谦虚。1955年参加日内瓦会议回来，他向部里干部介绍会议情况后不无感慨，说大家只看到他在对外场合咤叱风云，但不知道他是一个前台的演员，后面有许多无名的导演，他们帮他准备材料、出主意。我当时是刚进部的一个小兵，听了很受感动。总理无论出席日内瓦会议，还是访问十四国回来，都亲自作总结报告，让部里同志了解和关心全面情况，认识到自己工作的重要性，发挥主动性和创造性。
驻外使馆的人来自五湖四海，又远离祖国，如何发扬民主、发挥大家的积极性和群策群力，对做好工作至关重要。在总理和许多前辈的启示下，我在几个使馆任职时也比较注意发扬民主。我们主要采取以下做法：
通报情况。做一段工作，根据需要和可能，在不同范围，在不影响保密的原则下，向使馆同志通报驻在国的形势和使馆的工作。这样做的好处是，让使馆同志了解驻在国的情况，认识我们工作的意义，启发大家提出工作建议，更好地完成本职工作，为整个外交事业服务。
批评和表扬。对使馆出现的不良倾向要及时指出，但以表扬先进为主。我在挪威工作时，一位年轻翻译给大使提出建议：在1996年10月12日，即前首相布伦特兰夫人的丈夫60岁生日时，给这位著名的国际问题学者发个贺电。我们照做了，产生了很好效果。布伦特兰夫人当时刚从首相岗位上退下来，她丈夫与我们也有交往，在此时刻，大使发去贺电，他们很感动，感到中国人不忘老朋友，立即来信表示感谢。我们及时在全馆大会上表扬了这位翻译，鼓励全馆同志向他学习，多想工作、多出主意。这个年轻人回外交部后各方面进步很快，2008年被破格任命为高级外交官——使馆政务参赞了。
工作一段时间或完成一项重大任务后，使馆领导对内外工作进行小结，既谈成绩也讲缺点，大使更要把自己摆进去，鼓励大家提出意见。这样，不仅可以改进使馆的工作和提高全馆同志的主动积极性，而且对使馆党委形成一种经常的监督。可贵的是，我在几个使馆当大使时，能听到一些批评、建议，这是群众对领导信任的表现。在此，我仅列举一个例子。
挪威妇女活动较多，大约是在1995年年初，我国的大使夫人在使馆举行茶会（会后放映电影），招待挪威妇女组织负责人和部分其他国家的驻挪大使夫人，我馆的外交官夫人（不少是编外）出席作陪。事后，一位女会计向我提意见，她说自己是对内一秘，未被邀请，感到委屈。为了发挥更多女同志积极性，我们及时灵活调整内部政策，相应放宽了参加范围。后来，这位女同志出席使馆有关妇女的对外招待会，尽管仅仅负责引领、招呼外宾等简单交际工作，但她非常高兴。一是认为自己在国外能为使馆多出一份力；二是觉得组织上重视自己的意见,消除了与领导的隔阂,上下关系更加融洽。
“反右”侥幸过关
我一生总的发展比较顺利，工作中受到表扬多；积极参加解放后历次政治运动，一般都是当革命动力，但也遇到过两次波折。第一次是在1957年初的“整风鸣放”阶段，对领导提意见有些偏激表现，5月“反右”中在司里受到批评。第二次是1966年“文革”开始后，我揭发当时司领导存在压制民主等问题，一度进入司“造反派”组织领导班子，后来因意见不同，被激进“造反派”头头撤换下来，但一段时间里仍被作为犯过“左”的错误的干部对待。这段逆境，政治上对我是个很好的磨炼，也使我对党的“左”的错误和自己的问题有了比较深刻的认识。
1957年初，党在全国开展整风运动，欢迎各界帮助党整风，广提意见。我当时在西亚非洲司工作，因为对部里有些老干部有意见，平时同几个年轻干部私下议论，如认为他们不懂外交业务，又不肯刻苦钻研。其中一位在原欧非司的老同志官气大，喜欢训人，那时他担任党支部书记，我是团支部书记，对此深有感受。还有一位年纪不大的党员刚被提拔为副科长就摆官架子，对我们仍称呼他“老×”不高兴，要大家叫他“×科长”等。
我当时入党不久，又是外交部机关团委青年委员，感到应当带头帮助党整风。我同司里几个青年商量，大家年轻气盛，认为应当趁整风把这些不良现象抖落出来。我不知从哪里来的创作灵感，在上述素材基础上，几天就编好一出短小的讽刺剧，虚构一位“党支部书记”不懂装懂、官气十足，闹出不少笑话。剧本稿在司里墙报上贴出后，引起一阵关注。
到了那一年中，全国展开反“右派”斗争。因为这个剧本,我成为司里运动的对象，全科多次开会对我进行批评教育。有的同事在会上说我写的这部短剧，客观上呼应了社会上“外行不能领导内行”的右派言论，存在“中右”思想。最后司里对我的结论是：思想偏激，有“左派幼稚病”，不给任何处分。后来我了解，之所以能在1957年侥幸过关，同张闻天同志主持外交部反右派运动也有关系。他在部党委会上强调：对部里干部“鸣放”中的错误言论，思想可以批判，但能不划“右派”就不划，能不处分的就不处分，尽可能保护知识分子。他说发表过右派言论的多半是一些“秀才”和有能力的知识分子干部，一旦戴上“右派”帽子，不但他们政治生命从此断送，我们也不好使用他们了。
对“文革”中“左”的错误的剖析与认识
（一）“文革”初期我参加造反的内外因素
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开始。现在来看，我在初期参加造反，有其必然性，既有主观因素也有外来原因，而且前者是主要的。我这个人看起来比较老实、温和，但受“斗争哲学”影响，有“反骨”，容易顶撞来自上面的“不良现象”，喜欢提些不同意见，没有接受近十年前在“整风”、“反右”运动中因为“反领导”受到批评的教训。我仍然相信，党发动的政治运动可以解决腐败问题。
“文革”之初，我当时在江苏如皋参加“四清”运动，确实以为毛主席发动“文革”，是为了反对高官中的“官、暮、骄、娇”诸气，以实现“反修、防修”目标（1962年后，毛主席多次向全党提出），自己有责任积极响应，起来揭发领导干部中的不正之风。由于徐以新、陈家康两位副部长掌握政策比较稳，外交部在如皋的“四清”工作队从1966年年初开始经过8个月的工作，取得了较好的成绩。当地基层干部的强迫命令作风和多吃多占现象得到了纠正，干群关系明显改善。我本人在“四清”中工作积极，又坚持与当地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春耕时，南方阴雨连绵，我同农民一起去挑粪。粪船停在河边，我挑着两只沉甸甸的大木桶，装满了粪，从摇摇晃晃、狭长的跳板上走下来。上岸后，咬着牙，挑着担，走在湿滑的田埂上，坚持走到大田里。这样反复多次，深感农民劳动的艰辛。由于我在“四清”工作中表现比较突出，劳动又得到农民的认可，在运动后期获得了江苏南通地委颁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五好工作队员”奖状。接着，又被评委外交部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这些锻炼，更加强了我回部后参加“文革”的决心。我任职的地区司里面的“造反派”多次来信，认为我是司里的老同志，了解情况，要我揭发司主要领导同志的问题。因此，我于9月在如皋写了一份揭发领导同志的小字报，托人带回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