恋爱中的故事
大学毕业后不久，我们的同学张凡准备去英国使馆工作，临别前的一天晚上她买了3张位于王府井南口长安大戏院的戏票，邀请我去看戏，同时也邀请了龚维丽。当时没有出租车，家里也没有自行车，于是我雇辆三轮车赶往戏院。到戏院时已经开戏，我不清楚自己的位置在哪一排、哪一号，留言簿上也没有关于自己的信息，心想是不是她们还没来，于是又雇辆三轮车回到学校宿舍。龚维丽的室友说她还没回来，我心里想：“她们真坏，这不是拿我开玩笑吗？戏院里她们没有留下一个字，也不说看还是不看，以为她们还没到戏院，赶过来又没有人。”当时自己很生气而无法发泄，于是在她宿舍的草纸上没用两分钟就写了一首打油诗：
我是一只绿头大苍蝇，
落下来惹人讨厌，
飞着扰乱人的安宁，
我是一只绿头大苍蝇。
这首诗有寓意，既表露自己的爱意，又抒发气愤之情。诗套用普希金的墓志铭，他的墓志铭中有一句“这儿埋葬着普希金，和他的缪斯[1]”，他虽然没做过什么善事，可他的的确确是个好人。
龚维丽回到宿舍，发现冯景源如此幽默。知道我的心意是在乎她，从此她对我也好。从前吵架也许是她对我好的表现，如果关系不好能那么厉害？别的女孩嫉妒地说：“龚维丽和冯景源好，冯景源喜欢她，她和他吵架，他也不翻脸。”虽然我与龚维丽没有对外宣布恋爱，但同学们已经猜出来了，他们说：“龚维丽爱冯景源，冯景源也和她好。”
大学毕业后，我们在北海有了第一次约会，虽然我们很亲近，但从没有约会过。记得双方约好在北海九龙壁下见面。因为她正为考留苏做准备，我还在读书，那次约会我们坐在北海九龙壁附近的一条长椅上，长椅上的垂柳在她乌黑的头发上端飘来飘去，情景很动人。那次约会我第一次摸了她的手，心扑腾扑腾的。
龚维丽家不在北京，周末偶尔到我家坐坐，我事先没有告诉母亲恋爱的事。记得有个周末，龚维丽来我家给她父母写信，她叫我：“哎！哎！”我问：“什么事？”她让我在信后附言。当时我还是学生，不懂世事，无法理解她为什么要求我在她的家书里附言。其实这是她向家里介绍我的方式，告诉家里人附言的人就是自己的男朋友。龚维丽非常聪明、内秀，而且不外露。
龚维丽出身于大家族，解放前她的大伯父曾担任山东省省长；姑父是抗日名将孙立人；她的母亲很有文学修养，她从小在良好的家庭环境中成长，所以非常有气质，讲话很稳重，喜欢文学，内心宁静，有大家闺秀的姿态。她做事情总是理解了以后才表露出来，不理解便不会表露。学校开会我敢讲敢说，她一般不先讲话，别人发表完意见后再表达自己的看法。我喜欢她的原因主要有两个：首先是她政治上稳重；其次她有女孩的那种害羞，尤其示爱的时候，看我的眼神不一样，总是含情脉脉的表情。她不用言语，仅表情就能打动人。
爱情的收获
1956年下半年我们确定关系，1957年初爱人留校，在财政系任教，学校在西郊分给她一间平房。1957年5月1日我们的爱情修成正果——结婚。结婚时我身为学生，每天都要上课，爱人独自承担筹办婚礼的重任，很感谢她的付出与理解。除此，还要感谢她的姐姐及我的好友吴定求，姐姐当时也在人民大学，所以她有空常来帮助筹办婚礼，而且为新婚夫妇买了一些日用品；当我没钱购置床上用品时，同学吴定求主动帮忙：“你结婚有没有被子，没有的话我给你拿一床来。”我很感激他的好意。
在亲人与朋友的帮助下，我们置办了一场简单的婚礼，没摆酒席也没有请客，学校分给爱人的那间平房就是婚房。结婚当晚，爱人教研室的同事来家中做客，她和姐姐买了点糖，同事们边吃喜糖边祝贺我们，有人送小布娃娃，有人送小玩物，大家在一起有说有笑很是热闹。婚后的一个星期天，我回家看望母亲，从街上小铺里买了些高级水果糖带回家，邻居、客人们也赶来凑热闹。进了家门才发现，自己买的糖都已经融化，糖水从包装纸渗透出来，我觉得不好意思，可做客的大人、孩子们都照吃不误，他们觉得糖果还不错。
婚后，我们生活得很浪漫，也很有趣。“五一”结了婚，大约到“七一”前后天气开始变热，家里没有电扇也没有空调，天气很热，新婚夫妇怎么生活呢？因为我们喜欢诗，拉开一扇窗门，两个人便坐在通风的窗台上一起读普希金的诗，读但丁的《神曲》，以此来对抗酷暑。因为经常读但丁的诗，我自然背诵下来许多诗句，但丁的《神曲》第一句：“正当人生旅程的中途，我在一片昏暗的森林中醒悟过来。”但丁的诗与众不同，很有吸引力，他的一生非常坎坷，他将自己的经历通过诗表现出来。现在的年轻人写的诗很缠绵：“天上的彩云，微风吹拂着，杨柳在微风中飘拂，啊，我的爱人，从远处走来，发辫在轻风中悠扬地飘荡。”而但丁的诗摒弃缠绵，充满了人生的智慧。
爱情除了收获婚姻外，我还收获了子女。1959年大儿子在安徽出生，安徽简称“皖”，故为其取名“皖生”，不过我觉得“皖”字太别扭，后改为“安生”——安徽出生！因此大儿子叫冯安生；1960年女儿出生，取名明明；1966年，小儿子冯奕出生。
1980年，全家合影
（后排左起女儿冯明明、大儿子冯安生、小儿子冯奕）
1959年国家步入“三年困难时期”，因为爱人家庭条件好，而且我与爱人在大学任教，无暇照顾孩子，所以家里决定让爱人回老家合肥生孩子。老大出生的第二年，女儿明明在北京出生，当时全国都在闹大饥荒，即使我们夫妇都有国家补助，但也只能勉强度日。因为夫妇二人每天要上班，无暇照顾孩子，所以岳母请伯父家的姨母——徐妈照顾女儿。1966年爱人本打算去安徽生小儿子，可是“文化大革命”爆发，学校里到处都写大字报，爱人也忙着写大字报，结果动身去安徽的前一晚就临产了，我赶紧用自行车推着她到海淀医院生产。小儿子出生时虽不再有吃饭困难的问题，但社会秩序混乱，经常武斗，我与爱人无法照顾他，同时考虑他的安全问题，我们决定把他送到安徽的外婆家，所以小儿子在外婆家长大。爱人的姑妈叫龚夕涛，是孙立人将军的原配夫人，维丽小时候便是姑妈带大，所以小儿子被送到安徽合肥，基本由他的姑奶奶照料。
岳父家生活条件好，家中有保姆做饭，而且餐餐都好吃好喝。家中三代老人——维丽的奶奶、母亲、父亲及姑姑都特别宠爱小儿子。小儿子从小跟随他的姑婆生活，姑奶奶把他当做宝贝，娇生惯养，我跟随学校调到合肥，第一次见到小儿子，可他不认我，说什么都不认，特别不听话而且任性，因此我还打过他。
在孩子的教育方面，我与爱人多有愧疚。孩子们小时，我们忙于教学、科研，两人不但负责自己的教学任务，还承担起各自教研室的行政和党务工作，所以我们在教育孩子方面花费的精力很少。
“文革”期间，爱人随学校到江西干校，我跟随学校迁到安徽，大儿子与女儿正在北京读小学，一家人各奔东西，我们作为父母没有办法照顾子女，孩子们的小学、初中在“文革”动乱的环境中度过。中国科技大学在北京玉泉路有一个留守处，留守处的工作人员负责管理父母在合肥工作的孩子们的生活，仅管吃住，教育问题没人负责。老大、老二上初中时在留守处生活了一段时间，在留守处附近农村的中学读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