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名为冯绍言，母亲仉金英，父母的婚姻是包办的。因为大赵庄村文化气息浓厚，我们冯家是大户人家，在周围村子很有影响，周边各村的人都仰慕我家。景县与枣强县相邻，母亲是枣强县仉毛庄村人，与父亲家离得很近。仉毛庄村也是县界边缘的一个村，母亲家也向往大赵庄有名望的人家，父母的婚姻由媒婆介绍，最终结合在一起。
母亲仉金英（摄于1985年）
大概在我4岁时，父亲去世，因为我与他没有太多接触，所以对他没有多少印象。据说父亲长得很帅气，也有文化，他在龙华镇完小毕业后就成为村里的文化人。后来外祖母的一个长辈去世，父亲为其诵读祭文。祭文一般为文言文，因为他有文化，所以能够读下来。据说祖母非常疼爱父亲，因为他是小儿子，祖母比较娇惯他。我没有见过父亲，只看过照片，如今已不记得他的模样。
母亲家境很不错，听说她祖上几辈人没有文化，很穷，但却出过一个县长，这是一个传奇。因为穷，母亲祖上就到东北的黑龙江谋生。清末年间，中国和俄国在黑龙江有战事，战争需要通信息，要过黑龙江。河里面有竹钎子和其他的一些障碍物，这是战争双方互相设置的隔离带。母亲家的长辈冒着风险过河送信，立了功，被提拔做了县官。
原本母亲祖上住在离村庄很远非常偏僻的地方，在哪里种地便在哪里搭一个窝棚暂居，不在村子里面住。她家很穷，很多人都逃荒，讨饭似的到偏远地方谋生，没想到长辈拼命做了这么一件事，竟然当上了县官。当官以后母亲家就从种什么吃什么的地里搬回村里并盖了砖瓦房，成为有财有势的人家。母亲娘家要攀高枝，把女儿攀到大赵庄来，父母就这样成了亲。
母亲也算出身官宦人家，与冯家门当户对。母亲是“芝麻官”的后代，没有多少文化，但她家除了种地外，还开过粉房做粉丝，家境比较殷实，所以母亲的陪嫁很丰厚，有各种柜子、橱子、箱子，据说质地挺不错。我记得有大橱柜、箱子、条案、桌子等一大堆成套的家具，至今仍在老家保存。母亲娘家祖上还用当官时县衙里放置县印的盒子作为我母亲的陪嫁品。紫檀木盒子作为传家宝，由母亲带到大赵庄，县官的印章盒子就这样从仉毛庄流传到大赵庄，可能这个盒子现在还在我们家。
父亲去世早，母亲便把希望寄托在我身上。母亲在父亲去世前怀了妹妹，她带着我们兄妹两个生活，很艰辛。我的家庭是一个封建家庭，原本母亲可以改嫁，但受当时封建思想的影响，她不能走，因为她还有孩子，总希望把孩子培养成人。母亲的遭遇非常不幸，祖父去世后，她总觉得祖母不重视我们，所以她在家里经常闹矛盾；但越闹矛盾她越努力，在家人面前表现得越能干。母亲身体好，能够下地干活，帮长工摘棉花。母亲虽然不会耕地，但是秋收是把好手，比如说摘棉花、收豆角，她都是一把好手，庄稼地里妇女能干的活儿她都干得很漂亮。
母亲的生活分成两段，早期时，因为父亲去世，她觉得命苦，经常在夜里哭泣，可是她性格又非常好强，从不轻易示弱，她一定要把两个孩子培养成人，这就是她早期给我留下的深刻印象。在后期我们家庭逐渐败落的时候，八路军来到大赵庄开展抗日救亡活动。共产党组织了儿童团、妇救会及民兵组织，此时母亲非常积极，接受共产党的宣传教育后参加了妇救会。妇救会主要是联系青年妇女做鞋子、织布，她是会里的积极分子，后来成为妇救会主任，不久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在那个特殊的年代，母亲应该算思想先进的女性。在家庭里，我认为她称得上先进分子，冯家几个妯娌中只有她是共产党员，因为她有闲暇时间联络妇女做军鞋、织布，很不简单。
妹妹
妹妹叫冯景环，家中按辈分取名，父亲是“绍”字辈，我们是“景”字辈。我的叔伯弟弟叫景为、景国、景芳、景超，我的叔伯姐姐叫景敏。
父亲去世后，母亲带着我和妹妹一起生活，当时母亲立誓要把我和妹妹培养成材。母亲最娇惯妹妹，因为她是家中最小的孩子。妹妹直到五六岁的时候还在吃奶，可见母亲有多娇惯她。伯父家的大女儿叫冯景敏，是比我大一两岁的姐姐。因为读过书有文化，成为了大赵庄村女校的教师。妹妹总是上着课就被姐姐背回来，吃了奶再回去继续上课。
妹妹小的时候串门走亲戚，大家都把她看作大赵庄村来的大家闺秀，吃饭时母亲不允许她吃葱、吃蒜，后来大家都觉得不吃葱、不吃蒜是大赵庄闺女的特点。后来她也觉得别人吃葱蒜，嘴里有异味，她不愿和别人一样，所以她就不吃葱蒜。时间久了，她自然地形成一个不吃葱、不吃蒜、也不吃咸菜的习惯。
母亲把全部希望寄托在孩子身上，希望自己的儿子和女儿成为优秀的人。
妹妹冯景环与妹夫 张文昇，在成都住宅小区的一个花园旁
战火纷飞的童年
抗日战争爆发前，我对社会认识懵懵懂懂，感觉生活很舒适。虽然自己在家里不怎么受宠，但身为长孙，大体来说还被重视。我在外祖母家很受宠，舅舅们对我另眼相看，就因为我来自文化气息浓厚的大赵庄村。
周围村里的百姓对大赵庄村人比较看好，认为大赵庄出来的人都有气质。大赵庄的孩子与其他村的孩子有一些区别，比如穿衣服就不太一样：其他村的孩子脏兮兮的，大赵庄村的孩子穿戴一律整整齐齐。在外婆家，舅舅们把我看得比他们的孩子要高贵，这就给我造成一种优越感，觉得自己很优越。当时我的绰号叫“小甜”，众人都喜欢我，因此自己不会像别的孩子那般随便淘气。我从不在外面撒尿，也不像别的孩子随便吐痰，亲戚们看见我都说：“这个孩子真不错！”因为大人夸我是好孩子，所以自己更觉得不能乱来，言行举止都规规矩矩的。
或许自幼丧父的缘故，舅舅们特别宠爱我，每逢过年过节村里有庙会，他们不抱自己的孩子却抱我去庙会，然后对别人说：“这是我外甥。”别人一看，也觉得这小孩确实与众不同。每次去赶集，舅舅都带我去品尝农村的豆腐脑、凉粉等平时家中不常见的美味。
“七七事变”后，大约八九月份，一股日本鬼子，因追赶抵抗他们的国民党军队，开进了大赵庄村，有三件事情记忆犹新。第一件事是鬼子烧我大奶奶家的房子，大奶奶家的房子和我们家的房子相连。鬼子用柴火点着房子，房子冒着烟燃烧起来，当时没有人敢去救火。
第二件事与四祖父的儿子琴叔叔有关，那时他刚刚结婚，新婚夫妇因为害怕藏了起来。日本鬼子奸淫抢掠，无恶不作，幸好我家西院的大门后与墙体之间有一些空隙（即夹皮墙），新婚夫妇躲在门后的空隙里躲过一劫。
第三件事简直令人发指。我家西边有户人家，日本人到大赵庄村的当天，该户人家的年轻男人被活活打死。被打死的年轻男人是个老实农民，当时正在院子里面晒苞谷，因为是年轻男人，所以鬼子用枪打死了他。日本鬼子不管年轻人是败落下来的国民党士兵还是以后能反对他们的青年壮丁，他们仇恨中国的年轻人，看见年轻男人就打死，消灭那些以后可能会抗日的青年，日本鬼子残忍至极。
抗日战争爆发后，八路军到大赵庄开辟敌后根据地。因为大赵庄是有文化的地方，先进思想大部分也在这里广泛传播，所以大赵庄也是日本鬼子经常“扫荡”的地方，他们频繁骚扰村民。村民基本不住在村里，晚上要逃到其他村庄去睡觉，常去的地方就是小赵庄、副赵庄，这些地方日本鬼子不去，因为当地的人种庄稼、做小生意，日本人不重视。抗战八年期间，我们基本上不能在村里睡安稳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