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时期，除了前面所说的三件事外，还有两件事让我印象深刻。一个是大赵庄村被日本鬼子的“三光”政策洗劫后的惨象；另一个是日本鬼子进村后，在大赵庄村前、村后建立了两个岗楼。日本鬼子在董故庄附近建立了一个炮楼，此炮楼是他们的据点，炮楼非常高，呈圆柱形，上面有许多枪眼。日本鬼子在龙华镇车站也建立了炮楼，距离我们十几里路远，龙华镇也成为鬼子的大据点。在龙华镇与董故庄之间，日本鬼子修了一条专用公路，这条公路将景县与枣强县联系起来，日本鬼子利用卡车在两座县城之间运送物资。日本鬼子除了依靠专用公路外，还有德石线铁路。
抗日宣传阵地
1937年我进入大赵庄村初小读书，学校设在村里一个地主家的大瓦房里，该地主过去很有钱，有好几栋宅子：私人住宅、家族住宅，还有他的佃户的住宅。抗日战争打响后，地主们就不怎么活跃了，地主家闲置的房子被无偿占用作为学校。房主就让人把学校厕所里的大便扔到墙外晒起来，晒成干粪做种地的肥料。
大赵庄村小学从外地请来教师为我们授课，“七七事变”以后，学校停了一段时间课。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不久，共产党抗日地方武装进驻我们村，小学得以复课。学生们第一天用的课本，是边区油印课本，我记得第一课是《人》，第二课是《我是中国人》，第三课是《我爱中国》。当时小学教育还尊崇“孔孟之道”，虽然教科书由当时共产党抗日地方政府编印，但学校的校规还以儒家思想为基础。我至今还记得校门对着教室的地方挂着孔子像，学生进教室前一定要鞠一个躬，但小孩子们也不懂什么礼教，只是遵从学校规章。
我们学习的课本是八路军给的教材，抗日宣传人员到村里面活动的第一站就是学校，因为学校是一个比较固定的文化场所。农民天天种地，比较分散，不便于开展宣传工作，但学校不同，教师常驻在学校，农民的孩子白天都在学校学习，所以八路军的宣传人员有什么事情通过孩子就能和村民联系。抗日宣传人员大多是青年学生，他们都很有文化，在延安学习锻炼之后来到各抗日根据地开展宣传工作。他们除了宣传进步思想外还教唱歌，教村民从延安传来的民歌及一些革命歌曲。虽说宣传工作在学校开展，但实际上却是面对全村的百姓，通过教唱歌的宣传方式建立村民的抗日意识。
他们与教师有很多共同话题，经常一起聊天、吃饭，而且住在学校，彼此关系较好。他们还教学生抗日的思想，教学生唱歌。宣传人员通过教孩子们唱歌传播抗日思想，慢慢他们就与村民熟悉了，随之他们便在村里扎根活动。
抗日宣传人员白天说：“晚上咱们学唱歌！”晚上小朋友们吃完饭就都来到学校旁边的场院里，席地而坐，围成一圈，宣传人员便开始教大家唱歌。学生们唱歌的时候村里的男女老少都来看热闹，也跟着学。学校自然也就成了宣传阵地。抗日宣传人员只要开展活动就以小学为基地向外散发消息，抗日思想通过文艺的形式传播给小孩和他们的家人。
我们学会歌曲以后每天要练习，平时上午上课，下午做游戏。做游戏的时候学生分为两队，比赛学过的歌曲，看哪一队唱得好，表面是为了巩固学过的歌曲，实际是一种宣传形式，看看我们记住了没有、记得熟不熟。大赵庄村的人学了歌曲以后再到别的村庄或亲戚家时，人家都说：“你教我们唱个歌吧！”
我记得自己学的第一首歌是“七七事变”之后地方上编的曲子，歌曲是按照民歌的形式填的词。“七七事变”后，我们村地方发大水，此时日本鬼子侵略到华北地区，所以歌词为“七月的大水刚过去啊，八月来了日本兵……”歌词简单真实，人们唱一遍便能记住，仇恨的感情扎根在心里。我当时还不知道“日本帝国主义”一词，但歌词形象地将日本侵略中国的罪行表达了出来。
宣传人员活动的具体内容我们不清楚，不过他们经常了解贫下中农和积极分子的情况，后来慢慢地建立组织、发展党员。随着时间的推移，村里建立了党组织，再后来有了民兵、妇救会、儿童团。我们学校最早出现民兵、儿童团，他们带领孩子们操练吸引村里群众观看。
孩子们都很听话，一说练操了马上集合。过去孩子们都“放羊”，现在列队，喊着“一二一，一二一”，还得快步走、跑步，这就等于增加了教学的内容，所以宣传人员自然与地方的小学教师配合起来。村里的人们知道这些人有文化，所以很尊敬他们。学生们练习立正、稍息、向左看齐、向右看齐、跑步、慢步走等动作，很整齐。大赵庄的儿童团最出色的活动是劈大刀。用木料作成大刀，按各种姿势劈杀，这种操练引起村民的喜爱。
觉醒的乡亲
大赵庄村小学开始变得活跃，它不仅是孩子们读书的地方，还是共产党组织文化活动，传播先进思想的场所。村民白天劳动，晚上抗日宣传人员教唱歌的时候，他们吃过晚饭没有事干，为了省灯油，所以他们不用号召自然就来学校听唱歌，学唱歌，大赵庄抗日文化活动因此日益活跃。
抗日宣传人员利用农闲的时机，组织各村的小学生到某一地点比赛唱歌，学生们一队一队地比赛唱。如果一队唱得好、唱得整齐，另外一队唱得差些，组织者会带动弱队的情绪，激发弱队比赛的热情。最初在我们学校分成两支队伍，这两支队伍你唱一曲我来一段，不能重复，看谁唱得好、唱得整齐。有时候八路军来根据地时也组织歌咏比赛，晚上小学生和部队比赛唱歌，大家都喊：“部队来一个”，“学生来一个！”随着宣传工作的不断深入，村与村之间也开展了这样的比赛，部队也组织这样的比赛，无形中丰富了抗日思想的传播形式。操练也组织各村小学比赛，不分胜负，每个学校都操练一次互相观摩。
虽然宣传人员在根据地没有明确提出抗日，但大家都清楚宣传工作的用意，因为周围有日本鬼子的碉堡、炮楼，日本人经常来村里扫荡，大家的生活不安定。宣传人员在根据地循序渐进地传播抗日思想，调动村民保护祖国家园的情绪。
因为鬼子常常乘坐卡车进行扫荡，从1938年起，八路军号召村民“破路”（指破坏道路），为什么要“破路”呢？因为凡是能够进村的道路，虽然都是土路，但日本鬼子的卡车也可以在上面走，而且速度快，我们要做的就是在路上挖沟。沟要挖得与牛车、马车的轱辘大小差不多宽，这样村民的牛车、驴车可以走，但卡车无法行驶。关于“破路”还流行一首歌曲：“‘破路’，‘破路’，大家来‘破路’，破坏了道路，大家有好处。”这首曲子不用教，小学生一唱农民就都会唱了。《破路歌》简单易懂，这种表达民心民意的歌曲自然在解放区里迅速传播。村民们愿意“破路”，即使挖沟会占用村里百姓的土地，因为挖出来的泥土要放到沟外，因此占用农民的土地。对于占地，农民没有怨言，而且还很支持“破路”，因为这种做法可以保护村庄的安全。
邻村的小学受大赵庄村的影响，除了教孩子们读书、识字外，抗日文化活动开展得也非常好。抗日宣传人员不仅到各村庄里传播进步思想，而且还有行动，建立了一些组织，例如儿童团。儿童团有一个任务，也是各村小学的一项新活动——送“鸡毛信”。在我们那里“鸡毛信”其实就是一张信纸，农村的纸很薄，内容写好后将信纸对折两次，对折后的信纸再别三下即可。大概三四年级的时候，我成为儿童团的团长，但自己并没有觉得当儿童团团长很光彩，只是尽职尽责地带领大家唱歌、送信。如果抗日的干部要开会，便将开会通知，包括开会的时间、地点及主题都写在信纸上，小学生将“鸡毛信”送到各村小学。一村传一村，“鸡毛信”传的速度非常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