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录三唯物史观与“三位一体”关系研究的意义
恩格斯从广义上研究“三位一体”，其意义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把神学理论转变为人类“得救”的历史观理论。二是使我们对唯物史观和历史观这两个范畴有了更深入的理解。前者是分析和研究社会问题的理论指导，后者是依据一定的历史条件和一定的理论而得到的社会“得救”的历史观。二者有联系，但区别也是明显的，即历史观是有中介的。历史观中介有各式各样，有神学的、道德的、理性的、观念的等等，但当我们以唯物史观为中介的时候，则和所有的历史观区分开来。
（二）马克思的《资本论》在“三位一体”方法论运用上的贡献
“三位一体”在神学那里，是神性，即“圣父”、“圣子”、“圣灵”三个“位格”（不是三种形态）的关系。“三位一体”即同一本性（本质）在不同位格中的关系。作为方法论，在马克思这里，“三位一体”表现为“具体—抽象—具体”。这是同一对象——资本主义制度在科学认识上的不同的理论表现形式。在认识的初级阶段上，它是以商品堆积为表现形式的浑然一体的感性具体，后一个具体是通过科学认识或理论把握了的理性具体。前一个具体是认识的起点，其任务是从具体到抽象，把浑然一体的客观存在加以分解，通过抽象分别形成各不同的概念。然后在抽象概念的基础上，在逻辑思维的行程中导致具体的再现。就认识论来说，表现为两个辩证过程：从“具体—抽象”，再从“抽象—具体”。马克思在阐述自己《资本论》的研究方法时是这样说的：“在第一条道路上，完整的表象蒸发为抽象的规定；在第二条道路上，抽象的规定在思维行程中导致具体的再现。”[25]在“具体—抽象—具体”的关系式中它表现的是认识论—辩证法—逻辑三者旳一致性。这种一致性，体现的都是对资本主义制度本质不同形式的把握。
马克思《资本论》方法论中“三位一体”对认识论的贡献表现为，把认识论分为两个过程。第一个过程是从具体到抽象。感性的商品堆积表现为每天千百万次重复着的商品交换和商品生产。这就是资本主义制度不同于以往任何社会制度本质的生产关系。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认识，既不能靠物理学的实验，也不能靠化学反应，只能靠政治经济学理论解剖分析。这一研究得到的是从这一特定关系中得出的一些抽象概念，诸如商品、货币、资本、剩余价值、剩余价值的分配（利息、地租、工资）等等。在这一阶段上，从认识论上，马克思和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没有多大的区别。问题是在认识的第二阶段上，即从抽象到理性具体。这里的关键是抽象思维，即从哲学这个“逻各斯”中介中做出对资本主义制度的不同理解。这基本上可分为三类：第一类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他们认为资本主义制度是增加财富和发展生产力的天然的、合理性的、永恒的社会制度；以前的社会制度是人为的，现在的制度像自然的规律一样，是永恒的，再也没有历史了，他们的“逻各斯”是形而上学；第二类是以蒲鲁东为代表的观点，他认为这些概念是从人的理性、神（马克思称他的理性就是神）那里“流出”来的。马克思说他的“逻各斯”是扭曲了黑格尔辩证法的“辩证怪论”，在历史观上，得到的是小私有者永存的无政府的社会制度；第三类是马克思的，在这一阶段上，马克思的认识有两个特点。第一个特点是通过辩证法这个“逻各斯”中介得到的是异化劳动概念。异化劳动揭示出剩余价值的分配（利息、地租、工资）是不合理的，这种不合理性的根源是对生产资料占有不同的生产关系引起的。马克思进而分析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这一分析，他得到这个生产关系在人类历史长河中，只是一个特殊的形式，并不是一个天然的、合理性的、永恒的社会制度。马克思的这个结论是早在《资本论》写作之前给安年科夫的信中表述的，这就是从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关系中得到的：“经济范畴只是这些现实关系的抽象（这里应理解为认识的第一阶段——引者），它们仅仅在这些关系存在的时侯才是真实的。”[26]不仅如此，马克思还论证了生产力在人类社会发展中的作用：“人们永远不会放弃他们已经获得的东西，然而这并不是说，他们永远不会放弃他们在其中获得一定生产力的那种社会形式。恰恰相反，为了不致丧失已经取得的成果，为了不致失掉文明的果实，人们在他们的交往[commerce]方式不再适合于既得的生产力时，就不得不改变他们继承下来的一切社会形式——可见，人们借以进行生产、消费和交换的经济形式（这里应理解为生产关系——引者）是暂时的和历史性的形式。随着新的生产力的获得，人们便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而随着生产方式的改变，他们便改变所有不过是这一特定生产方式的必然关系的经济关系。”[27]生产力表示的是人类已将获得的文明的果实，这是人们永远不会放弃他们已经获得的东西；而生产关系则不同，它是暂时的和历史性的。在这里，资本主义制度和其他社会制度一样都是“暂时的和历史性的”，这是人类历史证明了的客观规律。这是用什么理性、神性、民主、人权等等都改变不了的。
附录三唯物史观与“三位一体”关系研究的意义
马克思“三位一体”方法论应用的意义，在于进一步区分两种辩证法的不同性质。“三位一体”在基督教那里是神学，在黑格尔那里是观念辩证法，即正、反、合，也就是人们熟悉的肯定、否定、否定的否定。马克思的方法论和神学、观念辩证法的区别在哪里呢？区别就在起点（逻辑或辩证法）上。马克思方法论的起点是具体的感性存在（资本主义社会堆积的商品）。马克思曾说他是黑格尔的门生，又说他的辩证法和黑格尔是根本不同的。这不同在什么地方呢？现在我们已经看到，这区别在辩证法研究的起点上。在唯物史观那里是市民社会，在《资本论》中是商品，在恩格斯研究的“三位一体”中是罗马社会的“总解体”。感性具体是马克思、恩格斯辩证法研究的起点。而抽象的特异的精神：宗教的神、绝对的观念、理性、正义等等，是神秘主义和思辨辩证法、辩证怪论的出发点。
（三）“三位一体”在中国革命实践中的运用及其启示
1937年5月，毛泽东在《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一文中写道：“为什么提出‘巩固和平’、‘争取民主’、‘实现抗战’这样三位一体的口号？为的是把我们的革命车轮推进一步，为的是情况已允许我们进一步了。”[28]因为篇幅所限，我们着重指出以下三点：第一点，1937年的时代背景，这是1936年西安事变不久，国内形势发生了新的变化，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全面侵略中国的前夜，南京国民党高层亲日派蠢蠢欲动，刚刚通过西安事变争得的和平能不能巩固，在中国人民面前增加了一个新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第二点，这个时候共产党的任务应当是什么？第三点，共产党人遇到了一个革命总目标与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如何确定自己具体的革命路线的问题。这时，如何理解“巩固和平”、“争取民主”、“实现抗战”这样三位一体的口号呢？毛泽东提出了以下两个论点：一个是“我们是为着社会主义而奋斗，这是与任何革命的三民主义不相同的，现在的努力是朝着将来的大目标的，失掉这个大目标，就不是共产党员了。然而放松今日的努力，也就不是共产党员。”[29]第一个论点表明，在总目标与具体目标之间将有无数个这样的“三位一体”去联结，这都是共产党员要完成的历史任务。这里关于对总目标与具体目标历史任务的确定，应理解为是属于指导思想的任务。第二个论点，是关于马克思主义内涵的理解。作者在这篇文章的“干部问题”一节中说，我们党“要自觉地造就成万数的干部，要有几百个最好的群众领袖。这些干部和领袖懂得马克思列宁主义”。[30]在这里，马克思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应该是同一个意思——引者）有确定的涵义。简单地说，马克思主义不是什么理论本身，而是要懂得马克思主义的人去执行这“三位一体”的路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