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解体”的罗马帝国为什么需要基督教？基督教产生于一世纪，这时的罗马帝国已经从奴隶制的强盛走向衰落，即恩格斯所说的社会“总解体”的时期。这时由于社会变动社会分化成了三个阶级：第一个是富人阶级，它是由大地主和高利贷者组成；第二个是没有财产的却拥有公民权的自由民。“他们在罗马靠国家吃喝玩乐，在各行省只能自找生路”；第三个是广大的群众——奴隶。这时期帝国的最高决策仍然是元老院，靠武力向外扩张，征服了整个意大利。统治手段不外乎三个：建行省，派军队镇守，依靠罗马的公民权把整个意大利分为罗马公民与非公民，从而对整个意大利实行分而治之。为了维持强有力的军事统治，实行人头税，不允许任何人迁徙，强制推行罗马法。依据这一法律，“判处有钱的罗马人死刑以没收他们的财产，是一种常见的现象。”[15]
在以上三种人中，第一种人和第三种人都是没权的。第二种人又怎么样呢？“没有财产的自由民（这种人，只有公民权，一没有财产，二没有权，三没有工作和收入来源，自由到成了自由民——引者），在罗马由国家供养，在各行省则境况困苦。他们必须劳动，而且还要对付奴隶劳动的竞争。”[16]
“总解体时期”意识形态的情况应引起注意：“同上述情况相适应，我们可以看到，那个时代的意识形态家也是如此。哲学家们不是单纯赚钱谋生的教书匠就是穷奢极欲的有钱人所雇用的小丑。有些甚至是奴隶——至于另一类意识形态家，即法学家，则对新秩序赞赏不已，因为一切等级差别的取消，使他们得以全面制定他们心爱的私法，因而他们就为皇帝制定了空前卑鄙的国家法。”[17]
这时期的罗马帝国上层情况又怎么样呢？可用以下两种情况来说明：第一，“在帝国内部，为了国家的利益，对行省总督的贪财欲望还尽量加以限制，那么在这些国家代之而来的，是为了充实国库而课收的日益加重和日益繁苛的赋税，这样一种压榨行为起了可怕破坏作用”。[18]第二种情况是，社会的上层，“他们沉溺于聚财和斗富、诽谤和倾轧之中。”[19]
整个罗马“建立在军事统治上的帝政（不是指这个或那个皇帝）是无法改变的必然性。”和这种“帝政”相适应的整个罗马帝国是一个什么情况呢？“同普遍的无权无地位和对改善现状的可能表示绝望的情况相适应的，是普遍的意志消沉和精神颓废。”[20]
附录三唯物史观与“三位一体”关系研究的意义
“正是在这经济、政治、智力和道德的总解体时期，出现了基督教。”[21]基督教的产生，之所以能够取代其它宗教，成为世界宗教还有它自身的两个原因：一个是，“在以前的一切宗教中，仪式是主要的事情。只有参加祭祀和巡礼，在东方还须遵守十分烦琐的饮食和洁净方面的清规——这在不小程度上基督教促使它终于崩溃——基督教没有造成隔绝的仪式，甚至没有古典世界的祭祀和巡礼。这样一来，由于它否定一切民族宗教及其共有仪式，毫无差别地对待一切民族，她本身就成了第一个可行的世界宗教。”第二个原因是，“基督教拨动的琴弦，必然会在无数人的心胸中唤起共鸣。人们抱怨时代的败坏——那么，一位中间调停人牺牲自己永远赎清人类罪孽的观念，怎么会不容易获得地盘呢？这样，由于基督教把人们的普通堕落罪在自己这一普遍流行的感觉，明白的表现为每个人的罪孽意识；同时，由于基督教通过它的创始人的牺牲，为普遍渴求的摆脱堕落世界而获取内心得救即心灵上的安慰提供了人人容易理解的形式，它就再一次证实自己能够成为世界宗教。”[22]
（四）恩格斯研究方法的启示
恩格斯的研究表明，基督教是在拨动起罗马帝国“总解体时期”各阶层“琴弦”的基础上产生的。这个“琴弦”是什么，是“人们抱怨时代的败坏”，另外找“得救”的出路。“三位一体”就是以神学形式体现的探索历史发展的方法。这就是：“人们抱怨时代的败坏”、“三位一体”（逻各斯、中介）、“得救”之间三者旳关系。可以说，恩格斯的方法和德国那个时期所有哲学家都不同。恩格斯的方法，既不是神喻的历史考证法，也不是哲学家的单向度的思想渊源追逐法，而是史学分析方法。这个史学分析方法的理论基础就是唯物史观。这里说的罗马社会处在“总解体”的阶段，就是根据唯物史观社会发展规律作出的判断。这是史学分析方法的出发点。原始基督教“三位一体”的史学方法，是因时代的需要而创造出来的。
三、广义“三位一体”研究的重要意义
以上我们的研究还是局限在宗教的范围之内。实际上这只是狭义的。“三位一体”有广义和狭义之分。我们关注的是广义的。因为篇幅的关系，我们从三个方面来说明研究广义“三位一体”的意义。
（一）恩格斯开辟了广义“三位一体”研究的先河
恩格斯关于原始基督教写过几篇文章，我们这里着重探讨的是两篇：一是《布鲁诺·鲍威尔和原始基督教》，写于1882年4月；二是《论原始基督教的历史》，写于1894年，这是时隔12年后写下的。前者涉及的是狭义的“三位一体”，即神学问题；现在我们要讨论的是广义的“三位一体”，即关于社会发展的历史观问题。
《论原始基督教的历史》一文，开篇第一句话就是：“原始基督教的历史与现代工人运动有些值得注意的共同点。基督教和后者一样，在产生时也是被压迫者的运动：它最初是奴隶和被释奴隶、穷人和无权者、被罗马征服或趋散的人们的宗教。基督教和工人都宣传将来会从奴役和贫困中得救，基督教是在死后的彼岸生活中，在天国里寻求这种得救，而社会主义则是在现世里，在社会改造中寻求。两者都遭受过迫害和排挤，信从者遭到放逐，被待之以非常法：一种人被当做人类的敌人，另一种人被当做国家、家庭、社会秩序的敌人。虽然有这一切迫害，甚至还直接由于这些迫害，基督教和社会主义都胜利地、势不可挡地为自己开辟前进的道路。基督教在产生300年以后成了罗马世界帝国的公认国教，而社会主义则在60来年中争得了一个可以绝对保证它取得胜利的地位。”[23]恩格斯还进一步对空想社会主义，特别是魏特林的空想社会主义作了分析。基督教和魏特林等人的区别在哪里呢？区别在于对未来社会“得救”的理论依据不同。前者依据的是神学，后者依据的是唯心主义的理性、道德、正义、平等的观念。二者都是一种历史观。历史观是什么？对社会底层受苦的人来说是“得救”的理论；就一般社会来说是关于社会发展的理论。在德国，从宗教批判进到历史观的哲学批判，从而进到唯物史观的制定，在这个过程中，鲍威尔的批判起到了不可忽视的历史性的作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恩格斯在鲍威尔逝世的时候，写了《布鲁诺·鲍威尔和原始基督教》一文，纪念这位曾经是他主要论敌的人。对于这位多年来几乎已销声匿迹的人，恩格斯写道：“可是，他比所有这些人更有价值，而且在一个我们社会主义者也关切的问题上，即在基督教历史起源问题上，他比所有这些人做了更多的工作。”[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