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竟接触的是国内前所未有的学科，我们常有种雾里看花的感觉。莫斯科工程物理学院的院长诺维柯夫也曾来到清华大学工物系访问，介绍了很多教学情况与经验，但这些和实际还是有很大差距的。希望有人能去莫斯科工程物理学院实地了解一下、亲眼看一看的愿望愈来愈强烈，不知不觉中，留苏安排悄悄地走近了。
按照当时流行的五年制计划，1955级学员于1960年就该毕业了。其间，工物系学制改为六年，所以他们就要到1961年毕业，但是国家等不及了。
2011年4月23日，清华大学百年校庆时，原230专业老师与1965年毕业学员在材料系馆内合影
（一排左二为柳百新院士，一排左三为李恒德院士，一排右二为陈鹤鸣，二排左七为周克崧院士）
当时，国家的原子能事业发展迅速，如果按部就班地培养，人才输送肯定来不及。工物系决定核材料专业于1958年特别组成一个“9”字班（指1959年毕业的班级），从全国一些大学接近材料专业的四年级中抽调17名学生组成。
1959年由于原子能事业发展对人才的需要，再次要求从全国有关专业抽调一批高年级生到北京来学习。我受学校委派，以中宣部工作人员名义到四川大学和武汉大学招插班生，由于介绍信上写着“中宣部陈鹤鸣”，名义上我成了中宣部的工作人员。
由于中宣部可以跨地区、跨部委进行管理，所以到了当地的省委和学校，一路绿灯，畅通无阻。
招生工作完全按照“绝密单位”的要求开展，每个学生的档案也都要浏览一遍。除了明示的条例，成绩好坏、政治面貌毋庸置疑地成为了先决条件。
条例是死的，决策者考虑种种因素，还是难以将所有的情况囊括其中。倘若遇到头痛的疑难问题，我就打电话向系主任何东昌汇报请示。
1960年，230专业“59级”插班生学员毕业了。他们中的不少人奔赴到我国国防事业的最前线，参与了最核心的研制工作，为国家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也使230专业为国家输送人才的计划提前了一年。
输送了第一批新鲜血液，清华人追梦的脚步不曾停止。岁月在钟表滴滴答答的机械声中怅然游走，却将230专业打磨得光泽圆润。今后，这里将继续承载着希望，230人将挥洒汗水坚定地向前进发。
政治任务
来不及熟悉清华大学的环境，政治任务、教学、行政工作便时不我待地紧张展开，紧密交替。我像个不停转动的陀螺，难享闲憩。
1956年，参加十一游行。那时候每年的五一、十一都要游行，不像现在十年才一次。参加这样规模盛大的国庆活动，我在紧张之余总是数着日子，希望国庆大典早点儿到来。
现在涌向天安门都是少先队员，因为最后一个群众队伍一般都是少先队员拿着鲜花涌到天安门前欢呼。那次特巧，清华的队伍在末尾。到了天安门就不走了，涌向天安门城楼，涌到金水桥那儿，继续往前涌。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天安门国庆游行，也是第一次亲眼见到毛主席，他在城楼上从一边走到另外一边，拿着帽子。在金水桥前看毛主席挥手特别清楚，这个印象特深。以后游行都是跟着队伍走，离得很远了。
我在清华，系里叫我干什么我都干，从来不讨价还价。“大跃进”时期，系里安排我当“大炼钢铁”办公室主任，我想也自然，因为我是学冶金的，别人都不是学冶金的。从工物系的老师来看，既然自己是最专业的，找到我无可厚非。加之我是党员，那肯定是义不容辞。
系里给我配了几个技术员，还配了一些工作人员。系里也不是全体都参加“大炼钢铁”，只抽了两个班的学生来搞：一个班级负责冲天炉炼钢，另一个班级负责土平炉炼钢。
我们炼钢的原材料是从农村收来的锅碗瓢勺等。当时清华东边还没开发，现在是条大马路了，那时还是大片空地，全校就在此处建了一大片炼钢土平炉群。大家干劲十足，热火朝天地日夜忙碌着炼钢。
因为技术手段不先进，我们也碰到了一些钉子，比如怎样检验是钢不是铁，没有清晰规范的化验方法。我买了很多关于“大炼钢铁”的书，发现有一种火花鉴定法，用砂轮一打，出来的火花有几个叉，符合这个就是钢，不符合就是铁。勤看书、多思考，许多小问题就迎刃而解了。“大炼钢铁”也算是个政治任务，马虎不得。
1958年“大跃进”时期，每个专业都要组建生产基地，既是为了培养学生服务，也是为了搞研究。核反应堆材料无外乎两个方面：一个是金属铀，后来我们建设了金属铀研究基地；再一个是结构材料，把锆生产基地打造起来。
1958年教研组派我到湖南省厂矿购买生产锆的原材料，由于“大跃进”时期什么材料都紧张，要去订货，得靠嘴巴把人家说动了，有钱没用，还得他同意才行。我到湖南差不多待了两三个星期，要见销售科的科长都不容易啊，一天到晚排队见，最后给了我半吨。这半吨材料里面还有铪，因为铪中子吸收截面高，对原子能级锆来讲必须把铪分离出来。我第一次带了一个班学生把铪从锆中分离了出来。这也是我学冶金的本行。
可惜的是，因为政治气候变了，后来这个生产基地没有建成。
党、政、工、团、学生工作
到工物系时，系领导安排我担任230专业和240专业合编的行政组组长。
清华工物系有好多专业——210、220、230、240、250、260，大部分年轻教师都是团员。因为我是预备党员，领导对我青睐有加。
领导又安排我担任系教师团支部书记和系工会文教委员，前项工作的职责在于把团员组织起来进行学习和开展支部活动；文教委员的职责就是组织一些工会文教方面的活动。
教研组还派我担任230专业首届学生班（1955年入学）的班主任。
教研组成立党支部后，我又被选为党支部组织委员，负责培养入党积极分子，发展党员和统战工作。
那个年代跟现在的情况不一样，当时人的组织观念很强，假如我是积极分子，得经常找组织谈话，在组织面前思想应该是透明的。年轻人都要求积极入党，作为党支部组委与人谈话的工作就相对比较多了。
教研室主任李恒德于1942年在西北工大申请入党，中间因为留美原因中断了。他是教研室主任，积极要求进步，要求入党，当然从组织的角度而言非常赞赏他的做法。
发展教研室主任入党可是系里的重点任务，一般由潘霄鹏（系党总支委员）、张宏涛（党支书）和我三人一起跟主任李恒德谈话、聊天。很多具体的事情还是由我来做，包括了解情况、查他的档案都是我的事了。最后在1959年1月，他被发展入党了。“文化大革命”以后，外来材料证明他在1942年已入党了，此后他的党龄恢复到从1942年算起。
还有一个从美国回来的副教授，叫高联佩，1957年来到清华。虽然他不是党员也没有提出入党申请，但仍然要经常了解他的思想和需求。这一次也是系里指派我与他联系，了解他有什么要求等。
当时清华还没盖好教授住房，教授住房都还在图纸上。清华大学要建10、11、12公寓，那是两层楼的高级房子，每套共有大小房11间，一般是分配给一级教授、二级教授和校级领导住的；图纸上还有个9公寓，属于三级、四级教授与副教授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