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要房子，系领导要我陪着他到总务长的办公室去看图纸。看了半天图纸，他虽然不好意思交底，但我还是看出一些眉目。10-12栋公寓里的11间房子是楼上楼下的格局，电灯、电话齐全，他大概是看上这个了。我不能做主，就跟系里汇报。
后来领导让我给他介绍一下情况，说明10-12栋公寓的房子主要是分给哪个级别的，9公寓分给哪个级别的。我就实话实说：“你要的房子属于清华一级、二级教授住的，系里领导说了，如果你实在想要，把我们系二级教授的那栋房子让给你住。”他是从美国回来的，等级概念很清楚，连忙推辞道：“那我不能要，那我就要9公寓的吧。”后来他在9公寓里挑了一套，位置是可以挑的。
教学等工作
到工物系报到时，领导明确提出要我承担金属材料腐蚀与防护课的教学。当时领导问我：“你教这个行吗？”我胆子也够大的，我说：“行，我学过。”实际上我在大学时才学了两个小时。
起初，我们挤在化学馆，教学、实验的开展很受局限，直到1959年建成了5千多平方米的工物系馆，教学和实验的环境才有改善。系馆施工前，每个专业需要多少面积，建设什么类型的实验室，预先都规划好了。为了将来搞材料腐蚀与防护研究，给我分了三个房间。
我得负责总体设计：实验室里面应该做一些什么实验，需要什么设备，比如要购买什么样的天平、设备怎么布置等，我带着问题到好多地方去学习、参观，回来就设计，然后施工部门按照设计要求施工建造。
实验室建好后，水池却没有安装。工人来安装水池前，要求我们必须事先安装好水池的架子，我与一些同事一道赶紧把架子按时做好。事实上，这些属于基建的工作却被我们全部揽下来了。要不怎么说清华大学的老师辛苦呢，事无巨细都得做，忙得我们一个个焦头烂额。
1958年在化学馆后院，我和教研组同事们采用钙热还原法首次用110教研组提供的四氟化铀提取出一小块金属，我们戏称此举为“放炮”。正是因为那次“放炮”，我们第一次见到了金属铀的样子，也在思想上破除了对它的迷信。当我把这块铀拿给当时110教研组请来的苏联专家看时，他伸出大拇指不停地称赞。
我出国前，腐蚀实验室已建设完成并投入使用，有关教材初稿也编写完成了。由于腐蚀与防护课是五六年级才会接触到的专业课，我没有来得及上课堂讲课。我带的两个59班的学生的毕业设计也因出国一事，转给其他老师带了。
核反应堆材料腐蚀与防护是我的终身职业，在苏联有针对性地学习后，我的感受又不一样了。
初到莫斯科
早在来清华报到的当天，系领导就在谈话中向我交了底，意思是我将会被派去苏联进修，要我学好俄语。
清华大学调到230专业的本校毕业生也不少，外校也来了3个人，我不清楚这个机会究竟是怎样降临到我身上的。既来之则安之，比起留苏，我更想尽快适应工物系的环境。
1957年，学校第一次拿到苏联列宁格勒工学院的教学计划，当时本想让我出国进修，不料，由于该教学计划与工物系的理念相差甚远，进修时间只好延后。
一直到1958年，苏联莫斯科工程物理学院的教学计划拿到后，经苏联当局同意我国可派人去学习。
当时我正在东北哈尔滨带一个班的学生在工厂实习，突然接到系的电报要我立刻回学校进行俄语考试。考虑到三天后就要参加学校组织的俄语考试，我快马加鞭地赶回北京。其实，短短几天改变不了什么，结果已成定局。但我还是专心准备了两天多一点儿的时间，就去应试了。
结果我考了4分，按规定3分就可以通过了，成绩还不错。学校通知我马上出国，时间特别紧张。没法统一制作服装，就把制装费发到个人手中，标准都一样，无论是研究生还是大学生，都是700块钱人民币。
当时我很穷，工作了三年多依旧身无分文，没有存款。因为毕业后先还掉祖母在乡下欠人家的400块钱，然后又还掉父亲欠下的700元的外债。一千多元钱在那个年代可谓巨款，我第一年的月工资是56块钱，第二年才62块钱。一年几百块钱的收入，就算把所有的积蓄全部攒下来，也需要两三年的时间才能还完。我不是自夸，我确实比较孝顺父母，工作以后对党的报恩思想也很强烈。父母培养我不容易，祖母也不容易，既然他们有困难，我自然要承担。
因此大学毕业以后，我每年的大部分工资用来为他们还债。生活非常艰苦朴素，连手表都不舍得买，更不要说自行车了。这样勒紧了裤腰带，出国前终于把他们的债务全部还清了。
出国前，我幸运地遇到了重要的另一半——妻子曾翠兰。她是湖南省涟源市人，1959年1月被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1960年毕业于现北京大学口腔医学院。中南矿冶学院的同班同学刘涤凡夫妇是我们的介绍人，她在湖南教小学时，翠兰是她的学生。我们在她的家中见面后，我对翠兰产生了好感。他们得知我的想法后，在翠兰暑假从山东长山列岛海军野营回来时，刘涤凡夫妇俩专程陪我到翠兰宿舍探望她，此后我们的交往渐渐地密切了。1959年春，翠兰回到湖南老家探望父母，回京后我们正式确定了恋爱关系，并得到了工物系党组织的同意。1959年她来到清华和我一起度暑假，进一步密切了关系。
那时候我和翠兰还没结婚，她是北京医学院口腔系5年级的学生，陪着我四处买衣服。用国家发给我的700元钱购买了两套西装、一件棉大衣、风衣、衬衫、皮帽子、围巾、皮夹克等必需用品。至于箱子，我原本有一个，所以只买了一个。说实话，这次苏联之行于我而言，真是喜忧参半：喜的是我等待几年的愿望终于实现了；忧的是与翠兰将有两年多不能见面，将来不知会怎样。
在职留学有一点好处，在苏联进修期间，国家按月发放80%工资，作为安家费。62块钱的80%，将近50块钱。没出国前，翠兰和我的关系已经确立了。我知道她一直申请国家助学金，雪中送炭的安家费帮忙我圆了这桩心事。我对她说：“你别要助学金了。反正我这个钱也够你花的了，你每个月拿20块钱花，剩下的钱给我爸妈寄去就行了。”她也同意了。
临走前，校领导找我们座谈、提要求，还送了一件小礼物——每人两个日记本，漂亮的封面上印有“艺术日记”四个字，至今我还保存着。
出国前我已在工物系工作了三年多，对教育状况、科研状况已有所了解，我与系主任关系比较密切。他行事冷静儒雅，言语间闪烁着机智的思想火花，对人对事具有不凡的洞察力，颇有见地，并且一直以来很关心我。所以参加完座谈会后，我赶忙跑到他家，一方面想要坦诚地聊聊自己想法，另一方面，我年轻不经事，临行前模糊的概念太多，想要得到他的指教和建议。
从1959年苏联专家撤离，到1960年1月高层关系紧绷，中苏关系实际走上了破裂的道路。系主任何东昌说：“你要看形势，要自己把握机遇，要客随主便。”这句话深深地影响着我，引导着我，提醒着我。当然经历这么多年的锻炼，在这方面还是有基础的。到了苏联，我一直秉持这个原则。不得不说，我能在复杂的情势下顺利走过两年，多亏了他的嘱咐。
从考试到出国，前后大概仅一个月左右，1960年1月初，我们出发了。清华共派出13个人，基本上都是研究尖端技术的年轻教师。工程物理系有两个人，一个是我，来自230专业；另一个是应纯同，是220专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