翠兰提前一天来到清华大学，第二天学校派小汽车送大家，她也去了，把我送到了火车站。随着火车汽笛的鸣响，轰隆隆的列车车轮转动，视线中挥手送别的人越来越模糊，我们的苏联之行启程了。
初到莫斯科
记不清我们到底坐了七天七夜，还是七天六夜的火车，旅途上只觉得路漫漫，天长久。中苏两国的铁路轨道不一样，在中苏边界要换车轱辘。车厢被吊起来，我们都从里面向外张望，担心也罢，惊奇也罢，换好轱辘后，我们继续前行。
我们这次乘坐的列车属于苏联，乘务员全部是苏联人，食物都是西餐。我们之中不少人是第一次吃西餐，不太习惯。我以前吃过西餐，对餐桌礼仪有些许了解。反正不管西餐还是中餐我吃什么都行，我对食物也无所要求，填饱肚子就好。
第一次经过西伯利亚，我们终于领略了严寒的真正含义。西伯利亚漫山遍野白茫茫的，火车沿线有城市，但几乎完全看不到村庄。皑皑白雪覆盖大地，房屋、树木只剩下了基本的轮廓，一派单调、寂寥而又肃穆的景象。
北京最冷的时候气温可达到零下18摄氏度左右，也冰天雪地的，挺冷的。一到西伯利亚火车站，车内广播报告室外气温为零下40摄氏度。究竟有多冷呢？透过结有冰霜的车窗，我们看到站台上的苏联人不戴帽子、不戴口罩，身着第二次世界大战时那种外表缝线的短棉衣。我想，零下40摄氏度也许不是那么冷吧！既然没尝过滋味，13个人商量了一下，趁着停车，下去看看吧。
我们多了个心眼儿，出去的时候全副武装：身披的呢子大衣暗藏玄机，里面带有骆驼绒，脚蹬来时置办的皮靴，再将皮帽子上面的两个耳朵捂下来，大口罩、棉手套是最后一道工序。我们一个个笨重地像个小熊，眼睛几近被罩住了，晃晃悠悠地排队下车。这身装扮确实够夸张，来往的苏联人都忍不住要扫上几眼。
一开始不觉得冷，绕着月台慢悠悠地转着。在火车站，我们第一次看见牛奶是论斤称的。国内的牛奶都是瓶装的液体，但在这里，牛奶都冻成冰块了。卖牛奶的人抡起大锤一砸，掉落的部分放到磅秤上一称，拿走。这可是个新鲜事儿。
火车停了一二十分钟，快要开车了，我们回到了火车上。本想热火朝天地聊聊月台见闻，一张嘴，咦！说不出话来了，这才知道我们早被冻僵了。把帽子脱掉吧，使劲搓手、搓两颊，半天才缓过来，我们才真正地感受到零下40摄氏度的霸道。人家苏联人生活习惯了，体质早就适应了，我们第一次来到这里，穿那么厚，结果还是不知不觉地冻僵了。
来到莫斯科，我们一行人去的学校各不相同，莫斯科的中国留学生学生会派人把我们一行人先接到莫斯科大学安顿下来。由于正逢假期，学校腾出了一些房间。那天是周末，苏联女大学生们个个穿套衫裙，时髦又漂亮；男同学们西装革履，笔挺帅气。过周末嘛，可以理解。莫斯科大学十分气派，宿舍楼里有电梯，一下子就能到十几层，在当时先进极了。我们看到的那些男女大学生也来挤电梯，他们不管三七二十一，进不来也使劲儿往里挤，小小的空间里人贴着人，我们被活生生地挤成了罐头沙丁鱼。
说实话，以前只是在报纸上听说莫斯科大学的住房条件非常好，其他的不了解。来到这儿，住在两人一间宿舍里，体验着完备的生活设施，确实很好。当然，莫斯科大学是样板，其他的学校不具备这样优越的环境。我们在这里住了两三天，与各自的学校取得了联系，我就动身前往莫斯科工程物理学院报到了。
220专业的应纯同则被分到了列宁格勒工学院，后因与他的专业不对口，不到一年就回国了。我挺幸运的，我去的莫斯科工程物理学院所学专业与我的专业正好对口。
明朗的节奏
尽管中苏关系在领导层面很紧张，但在下面还没有达到那种程度，我们1月份抵达莫斯科，苏联人很亲切。直到9月份，我们才略微感受到关系恶化带来的影响。
报到当天，我与院长诺维柯夫见面，表明来意。不久前他曾到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访问，对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的情况也比较了解。得知我是清华大学的留苏进修生，他很客气地对我的到来表示欢迎，粗略地概述了莫斯科工程物理学院的情况，还特别嘱咐我有什么要求可以提出来。
见过院长，我到教研室报到。第一次见到了苏方为我安排的导师叶夫修肯教授，他也是教研室主任。我事先准备了一份书面材料，文中说明了自己的希望和要求，包括希望得到他的协助和指导。他看了后，先安排我学一些在国内没有学过的课程，例如辐照课、铀的金属学课等等，还安排我学俄语。有的对我而言是全新的课程，只有他签字才能免费让我上，否则不可能让我去听课。同时也为我安排了科研任务，在他直接领导的科研组里做金属材料的高温氧化研究。高温氧化对反应堆材料很重要，属于尖端技术的核心问题。现在很多反应堆核事故，像苏联、美国、日本发生的核事故都与失水情况下燃料元件发生高温氧化有关。
从我自身来讲，还有一个很大的不足，虽然课题研究深入了，但是学科接触范围却比较狭小。我希望能争取到去莫斯科物理化学研究所去实习，因为那里有一个实验室是全苏腐蚀与防护研究项目最全和最广的一个权威实验室，当时苏联腐蚀界两位大专家——阿基莫夫和托马晓夫都是这个实验室的前后任主任。而且实验室都是先后依他们的名字命名的。
由于当时中苏关系有些缓和，我和导师关系很好，我向他提出了这个想法和要求后，他很支持。正好他的研究生，也是和我一起研究工作的研究生，毕业以后分在苏联高教部，主管学生实习安排这一摊工作。我到部里找到他，诚恳地陈述了我的愿望：我希望进莫斯科物理化学研究所托马晓夫腐蚀与防护实验室实习。毕竟我们相处了一些日子，有感情在里面，他很痛快地批准了。
在我前面，曾有3个中国学生在这个实验室实习过，我是第4个。实验室的苏联同事们很友善，工作氛围也轻松，但工作紧张。因为我要在4个月内完成电化学腐蚀、土壤腐蚀、大气腐蚀、海水腐蚀、阳极氧化、阴极保护、电子辐照腐蚀等等，差不多有八九个实验室的实习任务。通过这次实习为我回国开展金属材料腐蚀与防护的教学和研究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1960年上半年，在基层的中苏关系还是可以的，院长和教研室的导师基本上能够满足我提出来的要求。
1961年，陈鹤鸣（显微镜目镜前）在莫斯科工程物理学院电子显微镜室进行研究工作
我所在的教研室也是个绝密单位，他们的保密程度比我们还严格：每个实验室门口有带枪人站岗，进这个实验室的出入证上有专门标记，持有盖上这个标记的出入证才能进入，没有这些标记根本进不去。
由于中苏政治形势变化很敏感，我们经常到大使馆去听取使馆人员介绍中苏的政治形势和交待有关问题。尤其感到在这种保密专业学习，随时都有被赶回国的可能，所以每天都抓得很紧，尽可能多学点。因此头半年自己的学习和工作是超负荷的。
基于刚去的时候苏联人民群众对中国人民还是很友好的情况，我向导师提出参观教研室的一些保密实验室和了解他们进行的研究工作，基本上都得到满足。我希望能获得每门课程的教学大纲、教学内容，以及参加学生的课堂讨论、科研课题讨论会、大学生和研究生答辩会等要求，也都得到了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