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研组也有苏共党支部，我是中共党员，所以他们也很友好地邀请我参加党支部组织生活。这点没有改变，以前也有邀请在苏的中共党员参加苏共党支部组织生活的情况，但随着中苏关系恶化，后来就不邀请我参加了。我的目的很单纯，无非是想全面了解苏联各方面的情况。
留苏期间研究生党支部党员合影，后排右一为陈鹤鸣
在苏联，不论大会小会，都体现“一长制”。教研室主任虽然不是党支部书记，但他在教研室最具权威。开会时，大家七嘴八舌地发表意见，最后他的发言经常成为会议的总结和决议。我渐渐地看透了“一长制”的内涵，只要教研室主任同意，下面就不会有意见，更不会有人反对。权威就体现在这儿，只要和他搞好关系，接下来不管做什么事就畅通无阻了。假如你跟导师的关系不好、跟当权的关系不好，那就苦了，寸步难行。
明朗的节奏
我在工作上比较顺心，每一天都很充实，很愉快。在工程物理学院起初给我安排的宿舍里，我与两名苏联工程师住在一起，但他们的工作在另外一个教研室。宿舍离学校特别近，走路花费不了几分钟。晚上回来，我们就瞎聊天，他们对中国感兴趣，我对这所学校感兴趣，各取所需。
原来，莫斯科工程物理学院成立初期，遇到了和清华大学工物系相似的情景，没有人，就从全国抽调，大部分教研室主任都是院士，至少也是苏联科学院的通信院士。第二次世界大战临近爆发的时候，苏联的国家领导人得知德国、美国已经着手研究新式武器，一下子调来一批人，着手研究原子弹、氢弹。当时办学校没有地方，就让原来制造炮弹的工厂搬迁，在工厂原址基础上建校。
我按照自己的要求，有时和工程师闲聊，有时候和学生谈天，对工程物理学院各系、教研组、教学、科研等情况也有了不断深入的了解。
与苏联人民的感情
在苏联的第一个暑假我根本就没休息，在随时可能被赶回国的形势下我尽量多学点，多了解点。到了第二年放暑假，差不多再过半年我就到回国的时候了。导师对我特别关心，见我整天忙得不可开交，就劝我说：“你已经来了一年多，整个苏联还没看过。现在有个名额，你去吧。”
当时有一个活动，组织中国留学生暑假旅游，到几个城市走一走，看看苏联各地的情况。我和他们一起去了列宁格勒，也就是现在的圣彼得堡；还有白俄罗斯首都明斯克；立陶宛首都维尔纽斯和拉脱维亚首都里加等。现在白俄罗斯、立陶宛、拉脱维亚都成为独立的国家了。
1961年7月，在列宁格勒（现圣彼得堡）冬宫广场留影，左二为陈鹤鸣
我们游览了每个城市历史最悠久的古迹，诸如在列宁格勒的夏宫、冬宫，各地的大教堂、图书馆，一幕幕情景至今萦绕我心。
1961年8月，陈鹤鸣（左四）在白俄罗斯首都明斯克斯大林广场留影
在波罗的海，我们乘坐的快艇速度可达每小时60公里，真是太快了。清爽的海风狂扫面庞，身边银白的浪花飞溅，在空旷的海面上我们高声呐喊，感受到了生命的力量、青春的奔放。
回国前，导师专门买了票，请我到莫斯科大剧院看苏联芭蕾舞团演出。1962年元旦，他邀我到他家中做客，一起欢度新年。他们的元旦挺热闹的，喝香槟酒，全家在一起玩得挺好。他的女儿和儿子都比我小，一个在大学念书，一个还在念中学。我跟他的全家人一起狂欢，玩到挺晚的，回不去了。导师说：“你就在这儿住吧。”于是安排我住在客房。他家的住房很讲究，那时候已经有别墅了。第二天我还有别的事，一早与导师全家辞别了。
中苏人民间也讲究礼尚往来，每逢导师的生日和年节，我都要送礼物给他。第一年暑假，我让我女朋友帮忙买些礼品，托回国探亲的老师带到苏联送给导师。导师待我不薄，我就更要留心这些细节，应了中国的那句老话：千里送鹅毛，礼轻情意重。
临近回国的时候，中苏关系又紧张了。他知道我哪一天要走，特别组织教研室的人员专门为我开了欢送会，并且买了一件礼品——一部相机赠予我。原来留苏生可以带几大件回国，但我们回国的时候已不允许带任何东西。他们也知道这一情况，专门在给我买的一部“和平”牌的相机，把刻着 “亲爱的陈鹤鸣同志留念，某某教研室哪年哪月送”的铭牌钉上，然后专门给我开了一个证明，证明是教研室送的，不是自己买的。我回国前向诺维柯夫院长告别时，他还专门送了一枚工程物理学院毕业纪念章给我留做纪念。
当我到了莫斯科车站上车回国时，我根本就没想到导师会事先打听到我在哪个车厢，还带着师母到车厢为我送行，并送给我一件礼物——他们自己做的两罐草莓酱。当时一般中国留学生回国时是不会有任何一个苏联人来送的，因为中苏关系又很紧张了，都害怕。在这样紧张的情况下，师生之情是第一位的。这对老夫妇挺有名望的，他们没有管那么多，还是来送我了，使我很感动。1991年当我再重访时，很遗憾，他已经去世了，不过师母还健在，儿女也都已经成家，有孩子了。
在我留苏期间虽然中苏上层关系紧张，但是一般苏联人民对中国人还都是挺客气友好的，不管我到哪儿实习，都能够得到积极支持而不是限制，只要上面同意了就行。有一天记得我在一个腐蚀实验室实习时，一个实验员说：“你还想看什么？我陪你去看。”我对莫斯科物理化学研究所的机械厂不了解，我说：“希望去看看你们的机械厂是怎么样的，只要走马观花看一眼就行。”他说：“我陪你去。”因为他对那儿很熟，他说：“你跟我走就行。”我跟着他走了一遍，基本了解了对该机械厂感兴趣部分的情况
但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与我一起搞科研的苏联同事，因为一年多的时间跟他们在一起，我们无话不谈。如苏联的贝利亚事件中，贝利亚被枪毙了。他们问我：“你相信吗？贝利亚是苏联的‘第二把手’，相当于你们刘少奇的位置，他在对德战争中是国防委员之一。” 他们说：“你能相信你们的刘少奇是叛徒、特务吗？”后来知道内幕了，都是上层的决定。
与苏联人民的感情
那时大使馆经常给我们发一些有关中苏关系的小册子，我就把其中的一些文章给他看，他也都拿去看了。他在很多地方还是挺同情中国的。他对当时苏共中央的一些指示并不满意，但是也不能去反对，在我们私底下聊天的话题挺随便的。我与苏联大学生的闲谈也很随便，大学生当中有些是高干子弟，我们什么都聊。
导师对我的印象挺好，对我的关心是实实在在的，他知道我来学习，知道我的要求是什么。另外该教研室的两个苏联老师被派到清华工物系230专业讲过课，当然我也去拜访了他们，也聊聊，一位是搞X光的鲁萨科夫教授，另一位是搞同位素应用的格鲁金教授。在中苏关系比较紧张的情况下，我主要的事情就是学习和搞研究工作。根据中苏时缓时紧的形势，不同时期我只提出我可能做的事、我想了解的事。
莫斯科工程物理学院教育科研体制的特点
通过两年的学习，我了解到的莫斯科工程物理学院在教学、科研方面的基本情况和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