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生源选拔条件十分严格又能多中择优。莫斯科工程物理学院是唯一为培养苏联国家原子能工业科技人才的单位，规定它可在国家统考一个月前在全苏联招生，对学生的政审很严，设有很多的政治条件。
我们是在两国关系达到顶峰时被批准去的，当时我们在该校一共进去了30个大学本科生、1个研究生，我是进修教师，一共32个人，空前绝后就这么32个人，后来再没有中国人进去了。一直到苏联解体，变成俄罗斯了，才有中国留学生再进该校学习。可想而知他们的保密程度有多么严。
招生的时候虽有一系列报考条件限制，但报考的学生仍特别多，一个重要原因是该院的助学金比一般的学校高1倍。假如一般的大学生一个月拿300块钱的助学金，在这里可以拿600块钱。莫斯科大学虽然很漂亮，但是助学金没有这里高，所以很多人愿意考这里，助学金高了，很多生活问题就好解决了。
另一个原因是学生这次考不上不影响他过一个月再参加全国统考，因为该院录取在前、统考在后，所以考生很多，录取的人很少，可以挑一批高质量的生源。
其次，淘汰率高。在一、二年级学习基础课阶段被淘汰的学生特别多，因为数学和物理课的学时与莫斯科大学的数学系、物理系相当。这些课程分量又多、难度又高，虽然考进来的学生分数都挺高，但是要过基础课学习这关实在不易。我听说有一个班入学时有三十个人左右，毕业的时候只剩下五六个了。
大部分淘汰生都是在大学一、二年级被淘汰，但是他们也不害怕淘汰会断送前程，因为当时苏联有一条规定，这些学生的数理基础很强，假如被淘汰掉了，国家允许他到莫斯科的任何大学当插班生，而且是同年级插班，不须降级，专业随便挑。这些学生虽然在这儿被淘汰了，但是到别的学校可能还算好学生，所以他们没有后顾之忧。
再次，毕业设计有个特点：做真课题。后来清华大学也提出来“真刀真枪做毕业设计”，就是说毕业设计不是做假题目，不能是假想的，做的应该都是对国家有用的。导师、研究组的老师接受国家任务，由国家拨钱。老师既要讲课，又要完成课题研究，凭一己之力是不可能的，国家的任务主要依靠博士研究生、副博士研究生、本科生来完成。大学生毕业设计有一年时间，可以做不少事了，课题组的老师也从课题经费中提出一部分钱给学生。学生们进入做课题时每月就可以拿到1150卢布左右。当时苏联一个大学毕业生刚参加工作时薪水一般才700卢布一个月，他们还没有工作的时候就可以拿一千多卢布。
做课题要求很严，层层把关。大学生做课题时一般跟研究生、研究员、或者跟博士生一起研究，由他们带着，导师要找每个人讨论课题内容和任务。课题中的每个科学数据有个重复性的要求，否则做个假就很难发现了。只有学生的态度特别认真，特别严谨，方法科学，做出的结果才能为国家所用。尤其是原子能，涉及到核安全，不管对博士研究生、副博士研究生还是本科生，要求都特别严，这是由工作性质决定的。
再其次，科研体制呈“宝塔型”，我们课题组最大的头儿就是我的导师，导师以下有一批副教授，还有一批研究员、副研究员以及一批研究生，再底下是做毕业设计的一批大学生。每一层人都有自己要做的事情，就是这样基础大，顶尖小的“宝塔型”科研体制。
最后，创新要求严，副博士培养要求严。我参加过一个副博士答辩，一般的副博士是三到四年毕业，这个副博士却搞了六年才毕业，我很好奇。他告诉我，当答辩要发表论文时，一看这个论文和人家冲突了，一查文献资料，人家已经发表了，主要的论点人家都出来了，那就答辩不成了。没有特色，没有一定的创造性就不行，他就得改方向，这么折腾又拖了两年，最后六年才毕业。
对博士的要求就更严了，有一位系主任五十多岁了才完成博士论文答辩。在苏联，拿个副博士就很难了，拿个博士学位难上加难。所以现在我们国家规定在苏联毕业的副博士，都作为博士对待。
我参加的科研组，成员中有一个副研究员是副博士毕业，后留下来在那儿工作；有一个研究生，是副博士研究生，还没有毕业，正在做论文；还有几个做毕业设计的本科生和实验员。这么一个科研组专门做金属材料高温氧化。我平常除了去听课以外，其余的时间就在实验室，这里就像我的家一样。我跟他们一起学习、一起工作、一起做课题，我的课题是核反应堆材料——铌的高温氧化。
在课题研究过程中，我发现他们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不仅知识面很广，而且不管本科生、副博士研究生，还是博士研究生，动手能力都很强，一些仪器设备都由他们自己设计制造。我们用的仪器设备叫电子衍射仪，按照国内的状况，我们不可能由自己设计制造，但在苏联时我们所在的科研组用的电子衍射仪是由本组的副研究员自己设计的，由该院校办工厂加工制造出来，然后自己调试出来。在这一点上，苏联和德国的学生一般动手能力都较强。我跟组里面的苏联同事一起时，以前没有见过的、没有干过的，就虚心向他们学习，跟着他们一起干。
莫斯科工程物理学院教育科研体制的特点
后来我回国就自己设计高温氧化装置，请我系金工间的师傅加工出来，后来高温氧化课题研究就是用这套设备来进行的。
了解莫斯科工程物理学院如何开展教学、科研、人才培养是我去苏联的学习任务之一，我认为基本上达到了这个要求。从自己的专业来讲，出去以前很多东西都是一知半解。当然备课也有好处，知道有些什么内容，但是没有实践过，甚至没有见过。这次在两个地方——莫斯科工程物理学院和莫斯科物理化学研究所，把将来自己从事的专业要用的东西都实践了一遍。这对于后来我开展科研、教学、编教材都打下了比较扎实的基础，不再是空洞的理论了，比较实在了，这是最大的好处。
当时清华工物系的教学正处于摸索阶段，工程物理系的科研也刚刚起步，还不知道科研怎么组织，应该朝哪个方向走。苏联那时候已经很明确了“宝塔型”的科研组织，怎样争取国家任务都比较明晰。清华大学工物系开始招生要求也是很高的，对考生的分数要求也高。哪个专业保密程度最高，考生就最多，当时是那样，因为那时候哪个专业是绝密，能够进去就是国家对个人最大的信任，和现在考生选择专业思想完全不同。
我在莫斯科工程物理学院学习期间，写过论文，发表了两篇论文，也取得一些成果。总而言之，苏联留学是我成长史上的重要一页。
重访莫斯科工程物理学院
回国后我受邀请，两次重访了莫斯科工程物理学院。三十多年以后故地重游，有很多感慨。
1993年，陈鹤鸣（左四）重访莫斯科工程物理学院，参加教研室主任举办的欢迎会时留影
1991年，在苏联解体后，我第一次受莫斯科工程物理学院邀请访问该院时，俄罗斯刚成为独立国家不久，教授的工资低得可怜，多少美金呢？一个人每月也就十几美金，比我们当时还低，特别清苦。
他们对我还是挺热情的，教研室主任加林教授请我到他的别墅做客，好东西都拿出来招待我了，搞得我挺不好意思。彼此间很熟，我讲话也不避讳：“你们也挺苦。”确实，那是他们最困难的时期，家里有别墅的还好一点，因为有一个园子可以自己种土豆和其他蔬菜。没有别墅的就干巴巴拿工资，社会上物资匮乏，买点东西都很困难。以前教授的工资很高，现在穷了，过去特殊的待遇消失了。三十多年以前，工程物理学院不得了，教授的工资很高，比别人高很多，现在高得有限，不像以前那么突出了。这是第一个感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