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个感触，坚持“一长制”的体制，头儿说了算，没有变。原来的教研室主任是我的导师，现在的教研室主任是他的学生，名义上是我的师弟。我去了以后，先由院长谢里洛夫接待，院长刚刚从清华大学工物系访问回国，我们已经认识了，彼此寒暄一番，随后我来到教研室，和我的师弟加林教授见面。
1993年，陈鹤鸣（左）重访莫斯科工程物理学院时与该学院院长谢里洛夫（右）合影
这次重访的主要任务是了解30年来其教研室到底有什么新的科研成果。因此我提出要求：希望到每个实验室去参观学习，了解一下每个实验室的科研成果及研究手段，他都答应了，很快就都办好了。我将每个实验室都走了一遍，发现他们的科技发展还是很快的，有很多新的东西，跟我在的时候又大不一样了。
1992年我通过学校邀请加林教授到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访问，不仅陪他参观230专业实验室，通过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邀请他到原子能院去作报告，还陪他游玩了北京的名胜古迹。
1993年，他又邀请我再去莫斯科工程物理学院访问，我希望了解俄罗斯其他单位核材料研究的情况。那一年苏联已经没有了，当时在普斯柯夫市正好要举办独联体核材料会议，在苏联时期加盟共和国都参加。我希望参加该会，当时他也同意了。他本来说要亲自陪同我一起参加，由于工作忙，后来就另外派一个人陪同我参加独联体核材料会议，使我有机会了解独联体的核材料研究发展状况，并对30年前去过的列宁格勒故地重游。
这次访问给我最深的印象莫过于去冬宫参观，当局对外国人和本国人不是一视同仁，门票票价差别巨大。陪我同去的人的门票是40卢布一张，我的门票竟然要7000卢布一张，因为我是外国人。而在我们国内，现在中、外人员的门票都是同价的。
尖端科学技术与一般的行业不一样，科研项目必须有经费支持。不管体制如何，军工自始至终都是重要的领域，国家都给予丰厚的财力支持。因此，即使苏联解体，俄罗斯的核工业还是在不断发展。
开会的地方在普希金的家乡——普斯柯夫，苏联前期有个领袖叫基洛夫[7]，后来被暗杀了，这里也是他的家乡。这里离莫斯科比较远，我们发现离莫斯科越远的乡村保留的苏联传统越多，苏联时期什么样，当时依旧维持原样，包括思想体系等等。我们去了以后，一听说我是中国人，他们都热情得不得了。虽然体制变了，从苏联变成了俄罗斯，但是下面的老百姓的思想体系还是那样。
我到以前的导师家里，导师已经去世，师母和她的儿孙们对我都非常热情，把好的东西都拿出来招待我，谈话内容也没有顾忌。他们对叶利钦的意见挺多的，以前苏联时代存的养老金，现在打水漂了，卢布贬值了。我们在跳蚤市场看到一些老头老太太，拿着一双鞋或一个戒指去卖，没有钱啊，生活不下去了，实在太可怜了。苏联解体后的一段时间里，俄罗斯发展得不好，公有企业私有化，富的富，穷的穷，老百姓生活很苦。但是他们老百姓对中国人依旧特别友好，说：“你们国家发展得真不错，你们多好啊！”
回国、回家与回校
我1962年回国的时候，已经快2月底了。留学期间我的研究工作做得不错，导师希望我能在苏联继续学习一年，获取副博士学位。导师很舍不得我离开，就劝我说：“你的课题做得不错，你申请当研究生，通过答辩不成问题。”
导师的语气很平和，感激之情从我的心底升起。在那样的时代、在异国他乡，他给予我的关怀远远超出了普通的师生情谊，我至今心存感激。但对我而言，学位是次要的，国家的命令高于一切。况且当时国内并没有讲求学位、学历之类的风气，虽然部分学校开始了研究生培养，但还没有那么注重。那时候，中苏的形势不容乐观，而且国内有任务等着我。因此，我没有向学校提出延迟进修时间的要求，按期回国了。
我的一位大学老师也在苏联，他在莫斯科黄金学院学习，做研究生，礼拜天我有时也去拜访他。当我要回国时，正好他也研究生毕业了，我们两人相约同一天回国。
当时乘的还是苏联的列车。车上空荡荡的，旅客寥寥，整个一大节卧铺车厢只有我们两个人。
告别生活了两年的地方，我感到些许留恋，告别了我的导师、我的同事和我的朋友们，这一别真的不知何时能见。安静地望着窗外，我仿佛回到了两年前的那个冬季，我们兴奋地来到这片陌生的土地，无知无畏地挑战了极寒天气。走时，依旧是寒冷的严冬，大地银装素裹，轮廓沉寂萧索，似乎流露出离别的伤感。我想要拉上窗帘，颤抖的手却一直没有行动，任由自己目不转睛地将一切深深地铭刻在心底。
时间好漫长，终于到了边境线，过界前苏联边境警察的严格检查将我们拉回了中苏关系紧张的现实，边防警察把每个地方都查一遍，生怕我们藏什么东西。火车重新开启前行，窗外的景物微妙地发生了变化，我知道，脚下已是祖国的土地了。
火车要经过天津，正好大妹在天津工作，我就打电报告诉她自己大概何时路过天津，有可能的话见个面。大妹初中毕业后，家中正值经济困难期，正巧天津712厂来武汉招工，为了给家里分忧，大妹就进了工厂当了一名工人。
火车在天津站停了十来分钟，我和妹妹短暂地见了面，了解了彼此的状况。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我还第一次见到了大妹夫。
来到北京，恰逢春节，我们这批人得到通知，先回家过节。由于当时230教研组领导之一潘霄鹏自己一人住一间房，我就把行李寄放到他那儿。我简要地把留学的情况向他作了汇报，回答了他感兴趣的问题：诸如怎样培养人才，怎样组织科研，如何开展教学等问题。回国前我买了通票，从莫斯科一直可以坐到武汉，只要在车票的有效期内签个字，就可以连续乘火车了。汇报完后，我迫不及待地踏上了回武汉的列车。
好多年没有回家探亲了，我带了一点儿东西，包括车上买的凤尾鱼罐头等和临行前导师送我的草莓酱全都用来孝敬家中亲人。他们没吃过草莓酱，那时候经济困难，很难吃到这些东西。
我一回来，家里人都很高兴，我也打算在家里住一段时间，准备至少要待上半个月到一个月。哪曾想，刚过了三天，我就被召回北京。潘霄鹏给我发来一封电报，文中写着：“校党委副书记兼工物系系主任何东昌要听你的汇报，了解苏联工程物理学院的教学、科研等状况。”我二话没说，火速回到北京。
回校后，何东昌同志组织了清华大学有关一些尖端科学系的党政领导听我汇报。我把有关情况讲了一遍，然后他们提问题，我作答，也就是一些怎么搞科研、怎么招生、科研题目怎么来、人才怎么培养之类的问题。这些对我来说都是现成的，都是在苏联的两年多我经常琢磨的。
1962年3月到4月，我在北京外国语学院参加了归国留学生的集中学习。
回校工作时，专业领导想要给我争取一些好的待遇，但有关校领导说：“要有学位就好办了。”我知道这只能按学校规定来办。
在苏联进修的两年时光，我一直牵挂着翠兰。1960年秋天她毕业了，服从祖国的需要被分配到新疆乌鲁木齐的新疆医学院附属医院口腔科工作，两年来，我们主要靠通信互通情况，联系感情。1962年回国后的第一个暑假，我写信给她，希望她到北京来与我结婚，翠兰答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