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危受命
我和周昕派到200号的两个老师白光美和郭金梁仔细研究反应堆的零部件后，设计建立了反应堆铝材部件的阳极氧化车间，并对反应堆每个铝的部件腐蚀情况进行观察。当时游泳池底下有个喷水的喷射器，是铸铝做的，进行腐蚀实验时，发现它总是有氢氧化铝不断产生出来。所以这个部件必须要换掉，重新加工。尽管工程量巨大，但基本上按照我们提出的要求实施了。
我们还请了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的腐蚀专家来帮忙，他们以前也遇到过一些类似的问题，在我们前面有过处理经验，腐蚀专家高级工程师许维钧到200号后，给我们进行了现场指导，并传授了很多具体的处理腐蚀问题的经验，使我们有些腐蚀问题得到了顺利解决。
难点突破
最大难题是怎样对反应堆大水池中100平方米表面积的池壁铝材进行阳极氧化。而且由于腐蚀，在100平方米的铝表面已经形成了一层灰白色的氧化膜，怎样在阳极氧化前将其除去，又成为一个最大的难题。过去从未有人做过这些工作。
除去铝材表面氧化膜常规的做法是先用碱洗，然后用酸中和，但是这么大的面积，这边清洗完，那边又氧化了，因为铝在空气中也能氧化。
怎么把氧化膜去掉？当时也找不到其他好办法。后来我从资料中查到“草酸可以溶解铝的氧化膜”这么句话，但没有具体的实验支持，而且能否全部溶解也不确定。实验室中正好有个用铝制的大桶，表面也有氧化膜。我就用草酸做了个实验，究竟结果怎样，还是很值得期待的。我惊喜地发现经过24小时草酸浸泡后，草酸把这个桶里面的氧化膜全部溶解下来了，并在桶底积了一层半透明鳞片状的铝的氧化物渣。见此实验结果后，我受到了很大的启发：于是制定了对901反应堆池壁表面100平方米铝材的阳极氧化方案，为了节省草酸用量，我将8米深的池子分成四段进行。每次先用草酸液体浸泡，将原来铝材表面生成的氧化膜全部溶解掉，把除去氧化膜的铝材再在此草酸液中进行阳极氧化。最后8米多深的大池子、100平方米铝表面的阳极氧化处理工程总算胜利完成了。
第二个难点，热交换器的管子孔径那么小，管道又很长，在将铝管进行阳极氧化时，如何防止阴、阳极间的电路短路击穿管子？我抓破了头皮，翻遍了书籍，最后和工作伙伴们经多种方案反复实验，把这些问题解决了。在1964年9月底前，一切按照预想的计划，200号901反应堆所有铝材的阳极氧化处理工程圆满地完成了。
1964年10月1日，901反应堆顺利地达到了临界。正好这时在北京举办高等学校科技成果展览会，就把这个清华大学200号901反应堆模型拿去展览了。后来200号给上级汇报中专门介绍了这个规模巨大的901反应堆铝材阳极氧化工程，因为这样的工程在全国是绝无仅有的，在世界上也是史无前例的。
事后有人问我：“901反应堆的池壁铝材的阳极氧化膜到底能够保持多少年不坏？”
我说：“根据我的实验计算结果，能够保持40年不坏。”这是保守估算下数值，真正能持续多少年，还得做一些堆外挂片腐蚀实验来跟踪。
2004年10月我回200号参加40周年庆典时，看到反应堆池壁铝材的氧化膜还是好好的。这说明我当时给出的数据还是可以的，与实际情况相符。
“文化大革命”之前，这是我完成的最主要的一项工作，当然这不是我一个人做的，而是在校、系、200号、230教研组、化学教研组的领导的大力支持下，100多人共同会战、攻关的成果。
我从苏联回来第一次参加这样巨大的工程任务，自己也比较满意，工作进展比较顺利。这也是清华大学很重要的一项任务，毕竟国家把教育部主要的科研经费都倾注到这项工程。如果真出了事，那是不好交待的。现在901反应堆铝材的阳极氧化工程完成了，而且水平还很高。在世界上来讲，当时搞这样一个反应堆池壁铝材的阳极氧化还是第一次，当时也算一种创新。当然，领导的魄力是关键，如果不是领导下决心，要求创世界一流水平，恐怕我们也干不起来。
成为对立面
清华有个特点，每做完一项重大的科研任务，总要写文章。写文章必须有对立面才生动。
我从苏联回来，导师告诉我搞科学研究和实验，任何时候都要讲科学性，要认认真真、一丝不苟、实事求是地把每件事情做好。但在200号这次总结文章中，把我写成对立面了，写成专家了。当时搞群众路线，专家就是个对立面。不知为何，事情竟变成了这个样子。
一开始封我为“专家”，后来又封我为“半专家”，我当时仅是个小助教，专家至少也得是个讲师吧，我啥也不是，领导也知道。开大会、小会从不叫我参加，也不直接点名，但是谁听了都知道说的是我。我辛辛苦苦完成了交给我的任务，开始他们也肯定了我的成绩，但是到写文章的时候需要一个对立面，就拿我当垫背。虽然不点名，但是同事都明白。所有这些我个人都没有直接听到过和看到过，都是周围同事们知道后告诉我的，我当时有点想不通。
我不是200号的人，自然也不好去说，但我可以找我的组织说。我到了工物系，找到总支书记，因为生气，也挺激动的问：“我干了半天，任务完成了，我到底成绩主要的，还是问题是主要呢？我想不通。”系总支书记也是我在预备党员时的联系人，我们之间可以无话不谈。见我那样气愤，他劝我看淡些，别管了。
在学生时代我也经历过挫折，心理承受力还是有的。慢慢地我想通了，又不是批判会，也不点我的名，对我个人没有任何影响。何东昌是工物系主任，我的工作都是他安排的，最后成果都搞出来了，上报总结写这是个创造、那是个创造，不说全部是我的功劳吧，起码我也参与了很多工作，有很多主意是我出的，总归工物系承认我的工作，知道我的工作成果。反正我问心无愧，对得起党、对得起自己就算了。
1964年搞完这个项目，1965年我晋升为讲师。
陪斗对象
1966年6月10日，北京市委派了一个工作组，叶林率队，到清华开大会。
他一来，把清华所有的干部都“靠边站”，从校长到支部书记，无一例外。会议很短暂，向大家宣布完工作组的相关事宜，就匆匆结束了，各个单位有序离开。从那一天起，我正式被卷入了“文革”的漩涡，云开雾散时，猛然间发现已走过了近十年的人生旅程。
全校大会后，工物系的教职工继续开大会，会场就在清华大学体育馆后厅。会上一个系总支的副书记，实际上就是一个系团总支书记，被拉到台上批斗。按照工作组的指示，系领导在台上受批斗，就得有些人上去陪斗。我在台下一言不发，静观其变。
突然间，我听到一个教职工在底下喊：“陈鹤鸣，你也得上去！”只要有一个人叫，谁被叫到就得上去。当时我是党支部副书记，还没到党支部书记这一级别，没办法，只好上去陪斗。
工物系大会结束后，宣布我们这些人一律“上楼”。所谓的“上楼”，意思是我们回去后要做检查，而且群众搞运动你就别参加了，你去“靠边站”。我们教研组所有的党支部委员都被贴了大字报，我以前被贴过大字报，见过小风小浪，所以就无所谓了，“靠边站”就“靠边站”呗！没那么紧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