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靠边站”并不意味着必须被监管起来写检查、挨训、挨斗，只是在两个月内什么活动都不能参加，我就整天闲在宿舍里。同屋的室友是学生班年级主任兼班主任，工人出身，爸爸是煤矿工人。他和我一样，我们都“靠边站”。
自从留苏归来，工作上一直很紧张，我忙得天旋地转，这下终于清静了。群众开会不叫我们，也没有人管我们。这两个月是我进清华以后最清闲的时间，没事做了，我们两个人到颐和园去游泳、随意玩。
1966年8月18日，即“八一八”，毛主席第一次接见红卫兵。那次清华要组织人去接受毛主席的检阅，教研组内部有两种不同的意见：有的人说“陈鹤鸣该去”，有的人说“陈鹤鸣不该去”。此时“上楼”检查已过了两个多月，我想应该快解除我们这群人的行动限制了吧！果然，教研组多数同事同意了，于是，我兴奋地和其他人一同接受毛主席检阅了。
“大串联”
不久，全国“大串联”开始了。教研组又出现了两种不同的意见：有的认为我不能出去“大串联”，有的认为“他干嘛不能出去？”我的室友是工人出身，他已参加了红卫兵，就带着我及几个同事去四处“串联”了。
“串联”去的地方较多，我们在全国走了一圈。当时吃、住、坐火车都不要钱，吃住都有红卫兵接待站接待。我们的路线九曲回肠：先到了重庆，然后行至贵阳、昆明，后来又折回贵阳，直奔桂林、广州，再北上转行武汉，最后回到北京。9月份出去，12月份回来，差不多两个多月的时间。
我的妻子也参加了“大串联”，因为她的出身是贫农，从家庭成份来讲出去“串联”不成问题，她从新疆乌鲁木齐出发，上了少数民族红卫兵火车专列。国家领导很重视少数民族代表，到北京后直接安排他们住进中南海，她就在那儿待了3天。
她到北京后，来清华找我，我“串联”还未回来，她就去拜访了李恒德老师家。当我回到北京清华时，老主任立即告知我：曾翠兰今天来清华找你了，她现在住在中南海。得知这一消息后，我通过各种途径——打电话、四处打听，终于见到了她。我把妻子从中南海接到清华来住，这次见面的时间挺长，足有一个多月。我们聊了很多，从社会见闻到家里情况，特别开心。我不在身边，妻子挺辛苦的。为了慰劳她，我抽时间拉着她游公园、逛小巷，欣赏京城美景。毕竟很快又要分开了，想抓紧时间多陪陪她。1967年，新疆医学院发生“武斗”时，妻子才又来清华住了两个多月。
“文革”风暴席卷全国时，党员的组织生活都没有了，正常的教学、科研活动全部停滞，我们整天没事做，学校已经乱作一团。但一直闲着也不是个办法，后来有人要我参加学校的专案组。先是学校专案组，随后两派大联合，与教育部组织了一个联合专案组。1968年6月份，我们的第一个孩子就要出生了，又遇到清华两派“大武斗”，我于4月底5月初离开清华到新疆探亲。当时医院口腔科领导还专门为我们腾出了一个诊疗室，作为产房及产后育儿的地方。6月11日，我和妻子盼望已久的大女儿终于呱呱坠地了，小家伙儿粉嘟嘟的，特别招人喜欢。妻子身体挺虚弱的，平时我忙于工作，欠她太多，但这时反正是闲人一个，不如多花些时间悉心照顾她们，享受家庭生活的乐趣。直到工宣队进驻清华后，8月底打电报要我回清华参加学习，我才依依不舍地告别妻女回校，这次也是我们婚后7年相聚时间最长的一次。
教改小分队
1968年清华“七二七”事件以后，中央派军工宣队进校了，要把外面的人都叫回来。我回到北京，随即参加“斗批改”。
接下来学生到教研组党支部参加教师党员的整党和恢复组织生活的活动，由工宣队领导，人人要深刻检讨，接受组织的审查。反正不通过就得老检查呗，我做了三次检查才通过。我恢复组织生活后，工宣队把我调到校教改小分队工作。
那时候，毛主席刚刚发表讲话，提出“大学还是要办的”。这一指示一出来，清华大学率先在全国成立了第一支教改小分队，以基础课教师为主，成员有数学、物理、化学、力学等一些基础课教师，还抽调一批专业课教师。工物系只抽调我一个，机械系抽调了三个教师，一起组成校第一支教改小分队，领导委派我当副队长。
教改小分队里有副教授、讲师、还有其他年轻教师，不过最有名望的莫过于钱伟长，他也是清华第一支教改小分队的队员。当时社会上批判学术权威，钱伟长是中国近代力学之父，自然要受到冲击。不过他被划为“一批二用”人员，意思就是说对钱伟长这个人还是要用的。
我们的任务很明确，就是办大学。在北京特殊钢厂招了两班学员：一个班全部招收初中生上大学；另外一个班学员的学历水平更低：最低是小学两年半，最高的是小学四年级。
1984年，核反应堆材料专业首届工农兵学员毕业20周年之际，师生在工物系馆前合影。
前排右三为陈鹤鸣，前排左三为曾任最高人民检察院总检察长的贾春旺，前排中为工物系主任刘桂林
钱伟长也得去讲课，讲得好就没事，讲不好还要受批判。既然是办大学，那就要讲大学课程，尤其要讲微积分和正负数，我们这个班是小学两年半到四年级，难度可想而知。
因为是在北京特殊钢厂办学，当时我们还接受了一个任务，就是为厂里建一个热处理车间，我们结合热处理车间中频设备中的电器元件给学员讲大学的有关知识。按照常规的教学方法，一节课下来，师傅们肯定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到头来我们劳力费神，得不偿失。为了让这些老师傅能够听得懂、看得见、摸得着，我们想出了很多办法。既然抽象的讲解难懂，那我们就用形象教育、模型教学。事实证明，这样的教学方法在文化程度低的学员中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清华第一支教改小分队的成果显著。它的工作进展受到了全国高校的关注，因为原来的大学都停办了，不知道新的大学该怎么办，全国各地的人都来采访。我在教改小分队分工中兼管对外接待工作，基本上每天下午都要接待一批。尽管整天面对着不同的来访人员，所提的问题都大同小异，如怎么招生？怎么上课？教授及副教授能不能讲课等等。
这也不怪他们，因为大家都不知道新的大学该怎么办啊！清华是毛主席亲自过问的学校，我们的教改小分队的一举一动就成了办新大学的样板，有义务和责任将一些政策性的工作向外介绍。因此，我每天都要耐着性子反复介绍这儿的情况：如教师讲课问题，我举例说我们这儿有钱伟长教授，他是“一批二用”对象也能上讲台去讲课，你们哪里还有教师不能上讲台呢？他能讲课，你说还有谁不能讲课？当时组成教改小分队的时候就有意安排了一些有代表性的人物在里面。有人问：“怎么讲课？学生的水平怎么样？”我就如实介绍了我们的学生水平和教学方法；反复强调授课重点在于怎么让他们听得懂、学得快、能够用；而且要学以致用，如在建一个热处理车间过程中，工人学员虽然有操作经验，但是还要懂理论，会设计。
小分队专门有个写作班子，清华大学抽调了三个“笔杆子”负责总结小分队工作，对外文字宣传。后来其他学校的教改工作也都慢慢开展起来。到了1970年暑假，第一批工农兵学员招生入学，大学又恢复办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