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一块住的5个人中有我的一个堂兄弟，叫王道川，比我高一级；王继泽和我是同一个村的，他和我在同一年级，他在一班，我在二班；张干元，他是章丘县的，和我一个班；还有一个叫李增历，和张干元是章丘县同一个村的，是一班的。到了1951年的暑假，王道川就毕业走了。王道川走后，又来了一个叫尹洪琛的。王继泽、张干元、李增历和我，我们4个都是同级的，我和张干元、李增历的关系比较好，寒暑假时，张干元和李增历曾上我和王继泽家来拜访，我们也曾去他们家回访。总之，我们几个的关系特别密切，用现在的词来说，是铁哥们儿。张干元、李增历是团员，王继泽家庭成分是富农。我们几个无论什么事都互相支持。张干元是我们班的班长，李增历在1952年“三反五反运动”时期被市委选拔去搞运动（这时是“五反”，搞个体工商户，工作量大，就挑选一些优秀学生参加），便离校加入了革命队伍。
那时候条件艰苦，学校的伙食费好像是一个月两块多钱。我们吃的都是玉米、小米、少量大豆混成的窝窝头；至于菜，早上是一点咸菜，中午和晚上是白水煮白菜之类的菜（不过话说回来，当时的老百姓还有连这种窝头都吃不上的，有的同学二三元的伙食费家中也不是容易筹措的）。当时老师的工资是以小米计算的，每人大概一百多斤（每斤几分钱）。当时虽然条件艰苦，但大家都情绪高涨，学习努力，因为心中充满了对未来的美好憧憬。
记得1950年的冬天特别冷，教室的窗玻璃上结着厚厚的冰花。教室里虽然有一个炉子，因管理不好，室内温度并不高。值日生早上点上火，晚上一放学就灭掉了，晾上一夜。印象较为深刻的是，女生的手冻得特别厉害，跟小面包一样；我的手有点木，但没怎么肿。我们住的那个屋子也到处冰凉凉的，尿盆子里都结了厚厚的冰。
这时，家里刚经过1949年年底的最后分浮财，家中7口人只留了20亩地、（我村人均三亩多）几间土房，靠父亲耕种，学费紧张。不过，家里被褥、衣服、布匹等因以前的家底较有富余，田里产的粮、棉也可满足生活需要。比起原先的贫下中农来，还是要强一些，能筹措少量学费。另外，筹措有困难时，我小叔、那个做纺织的亲戚都会接济我一些。此外，我第一次结婚的妻子王芳英也全力支持我，她把娘家陪送的东西变卖了，供我上学。
在进入学校的1950年至1951年，学校的政治空气是宽松的，刚进校时学生会选举是大民主，候选人表态，助选人贴标语，全校同学无记名投票。
如今回想起刚进历城中学的这个阶段，我的心里如沐春风。那时的我还偷偷抽点烟——我13岁随着政府转移后，身边多是四五十岁的人，他们大多会抽烟，慢慢地我也染上吸烟。上中学时也没戒掉，常常自己偷着抽。后来想起，有些自愧。
1950年11月开始动员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我们学校也动员参加军事干校、参战（只限三年级学生），同时成立中苏友好协会，入会者有会员证、胸章。紧接着传达中央决定开展镇压反革命运动。对象是国民党安插的特务、旧军官、兵痞，尤其是刚被剥削了土地的地主富农，寄希望于朝鲜战争，有的已暗搞反革命和破坏活动，不镇压一批，社会不能平稳。其实有些过于渲染。
那时镇反运动传达宣讲得很严肃，社会上开展得轰轰烈烈，声势浩大，但在学生中间还没有发动揭发反革命事件及言论的措施，只讲要站稳立场，严肃对待镇反运动。
表现积极，耽误学业
1952年前，省立历城中学的老师，包括校长、教导主任、教师，都是老牌大学毕业的佼佼者。记得为我们授课的这些老师中，有燕京大学毕业的，也有清华大学毕业的，知识面很广，很受学生尊敬。这些老师中，有几位较为特别，一位是郑新浦，据说他原是国民党军队的一个炮兵团长。还有一个教数学的刘少卿，是国民党原济南市教育局局长。1951年后，学校扩充班级、新建校舍，教师队伍扩充后，水平就参差不齐了，很多是中专毕业或中师毕业的。而且解放前的大学生，学问、学识都是较扎实的。自己备课写讲义，不像之后每一课程都依靠辅助参考材料。
课程方面，历城中学与市内各中学一样，只是外语课不一样，我们学校外语课学的是英语，每周一节，而其他中学学的都是俄语。一开始，我各门课程的学习成绩一直属于中上，后来因过多参加课外活动耽误了学习，成绩渐渐下滑。现在想来，当时的我没有把学业当成重中之重，是一生的遗憾。那时我爱出风头，耽误了功课。当然，爱出风头另一方面可以解释为对班务表现积极。
当时班里有四十多个人（标准是50人），其间有陆续退学的。第一学期，一些年纪较小的常在教室里打闹，影响自习，我就给班主任提了应纠正的意见，因此当上了纪律委员。纪律委员的职责就是管班上的学习秩序，有时也要抽时间看看别的班级上课纪律或者课余时间学生的纪律情况，如果发现有不符合规定的，会记下来往上反映。
到了第二年开学，我被选到学生会去了，这对于我来说是很感自豪的。1950年入学到1951年暑假期间，学校好像没有党团组织，学生会选举实行大民主。候选人讲述服务的想法，全体无记名投票，无党、团组织指定的候选人，也无团员汇报谁是积极分子，谁是落后帮助对象。我平时表现积极，群众基础较好；另外，我又爱打篮球，也爱参加公益活动，认识的人较多，所以在选举上占很大优势。真是过了一年无拘无束的自在时光。
那时候还比较注重表现，不太考虑阶级出身，我的良好表现得到了老师与同学的肯定。我在学生会的主要工作是辅助老师组织学生参加文体活动、各类比赛等。在此期间，留下深刻记忆的是组织演话剧。因正值抗美援朝、镇反、三反五反等运动时期，所以大家演出的剧目也都是与此相关的。剧目名称想不起来了，只记得同学们有扮美国鬼子的，有扮志愿军的。志愿军打得美国鬼子狼狈不堪，举手投降。排练好了后在学校里演，偶尔也去农村给老百姓演。回想起来，因美帝也侵略过中国，那时的我从骨子里恨美国人，所以搞宣传、演话剧，特别起劲。初一第一学期（1950年10月左右），任弼时逝世，全校全体集合开追悼会。我并不知任是何人是何职务，只猜是中央领导。
1951年暑期后上级派来了一位军队转业的副校长，专管政治，还派了一位专职干事任团总支书记，一班一个小组，一年级一个支部，政治气氛开始浓厚了。
这之后运动不断，1952年提出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记得在这年暑假，我校的老师都参加思想改造去了（参加改造的以中学、大学的老师为主，内容是清查个人历史，端正思想、立场），另外还有学生代表参加，张干元就是其中之一。开学张干元回来后说教师思想改造的情形和内容要保密，有几个被整得很惨，受批判受质问一站几个小时。本年暑期学校招生，老师们参加思想改造回不来。当年，三年级的学生都毕业走了，本校又无高中部，就数我们年级最高了，学校就让以我为主再找两个附近的同学帮助招生。新生的报名手续是济南市派来的一些小学老师负责的，我主要负责维持报名秩序以及解决外地学生的食宿问题。另外还有一个女同学协助安排女生事宜。从报名到考试，也就一周的时间，外地学生住宿也就几宿，我就安排他们在教室的课桌上睡了。吃饭的话，学校有伙房，来考试的学生中午、晚上可以在伙房买着吃；自己带干粮的，伙房会帮忙热一热；他们也可以在外面小饭铺里买着吃。
1952年上学期学校教职员中也开展了三反五反运动。最初是三反：反贪污、反浪费、反对官僚主义，后来五反就到工商界去了。在一起住宿的李增历同学就被团市委抽调去搞社会上的五反工作了。这类政治活动，对学校及我们学生自然也是有影响的，尤其是学校总务处。总务处分管学校财务，管学生伙食，有几个职员在“三反五反”运动中被打成贪污的“老虎”，后来查无实据都恢复工作了。虽然这些政治运动与学生没有直接的关系，但上级要求学生了解这个运动的政治意义，这些现象对社会、对国家的危害，我们自然少不了各种学习。我们学生也会主动出黑板报组织各种活动来配合政治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