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县的政府人员虽然是撤到外县了，但是县政府班子、各区的区政府建制还独立存在，这表明上级对战争形势的判断是明确的，知道国民党在这里的时间不会太长。结果如上级所料的，1948年3月，我乡重新解放，我县的政府人员原班回来，立即各回各区开展了新的工作。
在外县期间，我先在学习班学习了三个月，主要讲当时的斗争形势。记得那时正是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的时候，我们还开大会庆祝了。我虽年纪小，但身体发育早，一支大枪、四颗手榴弹装备起来与年长的人一样赶路行军。11月份，全县单位又渡过黄河，在离敌占区较近的地方开展工作，县政府和各区分散进行活动，所以我被调到交通站当交通员。因离敌占区较近，颇有武工队的味道（这是在黄河以南的高青县内）。在交通站期间，有一次我跟随县大队住到一个村，其教导员动员我参加县大队的正规武装。县大队的人、枪、子弹，正规军装，与军区师团主力部队相差无几。
1947年年底、1948年年初，渤海区各县开展了三整三查运动（这是在外县驻地搞的，我县还未解放），除有任务的人员外，其他人都要参加。“三整三查”，即整顿组织、整顿思想、整顿作风，查阶级、查立场、查工作。我在交通站做传递信件工作，年纪也小，就没有参加。但由于时常去他们整风驻地送信（县委县政府都在那里），大概情形还是知道一些的。如教育科的郭科长，50岁的人，被整得在大会上就哭了，某人问题严重被关进了禁闭室。但我最注意和深思的是：原在我村邻村搞土改的一个队员，威逼奸淫了一个地主的儿媳妇，这事我在家时就知道了，但这次整风变成了“立场不坚定，被地主婆拉下水”，只在小组会上批判了一次，责令写了一份检查了事。此事令我对党的威信初次打了折扣。在整风期间还有一件事情对我触动很深，有一位姓王的同志站到老百姓的土炕上脱裤子，屁股正好对着贴在墙上的毛主席像。有人上纲说他有意侮辱领袖，让其有口难辩。领导也让其写检查坦白其动机。我认为是无中生有。还有一人不知因何事与领导顶嘴，立即挨了打，还被管制了3天。这些都给了我深刻的思考，这不成了怎么说都有理了吗？
1948年3月，我县解放，我就回到本区，被分配到区公所工作。1948年麦收之后，为方便征粮支援前线，区里成立了一个粮库，并派来了一个粮库主任、一个会计，再加上我，一共三人管起了收公粮，我负责粮食保管的工作。后来，还来了一个从军队转业下来的伤员任粮库副主任。我们四人负责全区二十多个村的征粮、保管及外拨工作，解放济南时我还亲自押运输车队支援前线。
1949年春节后，政府动员南下，并组织南下干部进行集训。在这个时候，我的思想就有变化了，对于共产党所主张的“民主、平等、自由”的信任也打了折扣。因为我从1948年的整风运动中看到了不平等、不自由、不民主。除了前文所说的事件外，还有党员开会时非党员要远离，这也让我感到受歧视。一腔热血参加革命，还遭歧视，心存不悦。这虽是幼稚的虚荣心在作怪，但这种意识在我心里保持了很久，认为有啥不可公开的秘密？
在交通站工作的过程中，我更多地了解了内部的情况，思想有了变化，因此在南下的时候就犹豫了，有了退却的想法。再加上家里对我有影响，那时候爷爷也好，母亲、父亲也好，都不太赞成我随军南下过江，于是我就辞职了。
1949年我辞职以后就去了济南。我当时是想到济南考学去的，想通过学习改变命运，家人也很赞成。但因为我只有小学五年级的文化程度，考学自觉有点困难，这时刚好有个走得比较近的远房亲戚在济南做小手工业（他开了一家织布作坊，有4台人力织布机），我就到他那里暂住，解决吃住问题，复习一下功课，顺便也帮他干点活儿。
之所以辞掉工作、脱离革命。以前我一直找不到恰当的语言来说明原因，现在想，一是由于发现了现实与理想的差距，另一方面是因为我想上学，做一个职业自由的人。我希望做一个不受人驱使的人，那时候在职时经常开会，讲阶级立场、政治学习，强制灌输阶级斗争理论，觉得其中有一些事情处理得不公平，也不道德——当然那时候的想法不是那么清楚、明显，只是心理上是这么个反应。去济南之前我还有一个想法，想跟着邻村一个赶马车的合伙搞运输，觉得这样既能养活自己，职业也较为自由，没有约束。这些想法促使我离开了组织。后来才发现自己的想法太天真了，实际上建国后，不论干什么行业都要纳入组织管理之中，各行各业、角角落落，都要强制置于专政管理之范围，哪有个人的自由天地？夸张点说，即使你生活在沙漠或深山老林里，也不会有自我发展的可能。在建国前，自由职业随便哪行哪业都是自己做主，自己安排，谁想建国后不论从事何种行业，都必须纳入各种有党支部领导的组织范围内，绝无个体自由的空间。这是我脱离革命组织时万万没有想到的。
报名与考试
1949年四五月份，我独自一人去了济南，先是在亲戚家待了一段时间，买了几本书，复习功课。同时我还做学徒，跟织布工人学织布。到了1950年的5月，我就和亲戚说要腾出一段时间来专心复习功课（8月份考试）。亲戚知道我要考学，也很理解我，就不让我干活了。
报名时我为啥选择了济南市郊历城县的历城中学呢？主要原因是，它比济南市的一、二、三中的录取分数要低一些，考的人也少一些，比较容易被录取；相对费用也比市里低很多（那时济南市有好几所私立中学，收费较贵）；而且我们村里也有在那个学校学习的，彼此有个照应。
说到报名，我可费了一番周折。这次入学考试，几个同村的人和我一起去报的名，他们都是本年完小毕业的，有正规学校发的毕业证书，而我却没有。我当时就着急了，没有毕业证咋报名啊？我就匆忙上区政府开了一个同等学历证明的信件。但即便是这样，报名处还是不认可。后来我找到校长郭彤阶，郭校长了解了一下我的情况，然后写下了“准予报名”四个字，我这才报上了名。
考试是在本校进行的，该学校离济南市区将近10公里。考试对我来说挺吃力的——人家都是正儿八经的六年级毕业生，我只学到五年级，六年级的东西基本上都是自学，考试以前虽然复习过了，但还是底气不足。那时似乎一共考了四门，有语文、算术、政治，还有一门似乎是自然常识，包括理化、生物等内容。对于数学等我有些惧怕，不过语文方面心中倒是有点儿底，因为我父亲藏书多，我看的书也多，文史知识比较丰富。
考完以后，我心中没有把握。十多天后张榜，我去看了，发现自己运气不错，在副取第三名（一共招三个班150名学生，按成绩分正取150名、副取二三十名，若正取的不去报到，就从副取里边替补）。我觉得自己还是有机会的，就回家准备上学了。到了报名那天，我跟着正取的那些学生去报名，恰好有一些正取生放弃，我就替补上去了。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幸运。
校园生活
上了中学，算是开启了我命运的另一扇大门，省立历城中学位于济南市郊历城县王舍人庄，是济南市教育局管辖的。学校设施很简陋，大门是木板钉的栅栏门，没有礼堂，操场只有一副破篮球架。当时在农村有所中学是很罕见的，学校有初中12个班，三个年级，离学校100公里以外的学生也有。
1950年上初一时我已经16岁了，但同学中还有比我大的，有些都当爸爸了。学校没有宿舍，我们是租老百姓的房子住的。我和另外4位同学住在学校北边一里路外的小苏家村。那是一间小茅屋，床是几块木板拼起来的，用砖头和粗树枝子架起来，上面铺着厚厚的谷草。房间里面连凳子都没有，只有一张破桌子。当然，不光我们5人这样住，全校的外地学生都是这样。学校里早晨要敲起床钟（该“钟”是一截铁路钢轨），我们在村子里能听见钟声。负责敲钟的是学校工友，“当……当……”要敲半个小时，防止住在远处的同学听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