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所谓的还乡团无一个是地富成分的人。1947年二三月间，主要是开大会让地富分子坦白交代罪恶，鼓励并表扬贫下中农控诉他们的罪行，打骂、编造无中生有的罪行，真是侮辱其人格，当场表扬积极分子，提倡向这些积极分子学习。当时，还逮捕了一名还乡团成员的家属当罪犯镇压。5月后，开始正式分配田地、房屋和浮财，斗争会更加凶猛了。就连我的亲祖母，一个被公认为善良，培养了一名八路军军官的她，也逃脱不了社会上谩骂侮辱的遭遇，斗争之惨烈可见一斑。土地分出去我举双手赞成，但对无中生有、鸡蛋里挑骨头而捏造的罪名和打骂侮辱，我是有不同看法的。我们家搬到了喂牲口的房子里，我认为合理，所以还是挺顺从的——我曾帮助农会装粮食、搬家具。但整个气氛是紧张和恐怖的，即便贫下中农也不能有半点对不实之词的怀疑，更不能有同情地主的情绪，但我对共产党宣传的“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共产社会情景是很向往的。我对暴力型的土改基本看法是：在土改前奉公守法、不仗势欺人的，对土改不抗拒的，不该蛮横不讲理不分青红皂白一律打压管制；土地多，雇长工、短工，是几千年的历史，是法律允许的，不应获罪。
社会环境瞬息万变，引起了年少的我许多思考。小学这些年的教育，促发了我强国富民的愿望。通过学习“三民主义”、修身课、《总理遗嘱》等，我开始深深地向往民主、自由、平等与博爱。同时我也看到了国民党军队的腐败，共产党的纪律严明、爱护百姓，所以在我的心目中，共产党是受我崇拜的，但对这种阶级斗争方式是存有疑虑的。
虽然当时我家被确认为斗争的对象，但我还是积极配合了土改。学校通过工作组选我当儿童团长，开大会的时候，我就带领着儿童团喊口号。就是“农会”的人来到我家没收财产、斗我家的时候，我也带领着喊口号；他们从我家往外搬东西时，我也帮助搬。到7月份，我家的粮食、家具都被分光了，全家人也都已搬到了喂牲口的院子里。总体来说，平均地权，实现“耕者有其田”的目的我是举双手赞成的，只是我对暴力的斗争持怀疑态度。现附一份发表在某杂志的文章，因其所思正为我所想。
上书毛主席反对“土改”
董时进于“三农”问题最引人关注的观点是“反对土地改革”。他认为平分土地后，土地细化，难实行机械化，且农民在小块土地上没有致富的可能，对土地长远投资缺乏热忱，土地将退化。
1950年前后，董时进写了万言的公开信《董时进上毛主席书》，并且自费铅印，四处散发。其观点概括地说就是反对土地改革。他的根据是：旧中国农村土地是“自由买卖”的，租佃关系是一种“自由契约”，所以它不是封建性质的土地制度，因此，就不应该进行土地改革。
董时进当时主要是从自由契约的角度反对当年的土地改革；董时进认为造成农村贫富悬殊的主要原因不是“地主剥削”，而是政治混乱、法纪不存，是依靠政权和军队的贪官污吏肆意掠夺农民，即所谓的“政治剥削”。
而“主张国家应向地主收买土地分配给农民”，也表明董时进并不认同既有土地分配事实，“土改”只是“慷他人之慨”，并从逻辑上推断出 “一旦田地社会化了，什么人也没有田地”他希望政府能以一种和平的、基于利益赎买的“经济土改”取代流血的“政治土改”。
在1949年12月间寄出的这封信里，董时进向毛泽东提出，“大战以后，开国之初，最急之务莫如安定秩序，医治疮痍，使人民休养生息，不宜再有摇动人心之举。”而不是让有地者惶惶不安的土改。更何况，基于此前共产党屡次声明保护私有财产，“若是无故夺去一部分无辜人民的财产给另一部分人，不惟不公道，而且与中共保护私有财产之声明不合”。
难忘的土改经历
在后来的书中，董时进谈到自己花了很长时间思考信中的内容，同时不无感叹地谈到这封信的石沉大海——“不记得是过一天或两天，报上就发表了他(毛泽东)已抵莫斯科的消息。他这一去差不多就是两个月，耽搁了两个月回来，政务丛集。哪里还有工夫理会我那封信函。
此前，董时进已经宣布解散了由自己担任主席的中国农民党。抗战胜利以后，中国出现了一个政党发展的高潮。在众多小党派中，作为农民利益代言人的中国农民党于1947年5月12日在上海成立，董时进当选为主席。
关于建党宗旨，董在成立宣言中作了如下解释：“中国之所以闹到目前这样糟的局面，病根是因为农民不能做国家的主人，只做了别人的武器和牺牲品。因此认为欲使中国成为一个太平富强的民主国家，非培养农民的政治能力，并将他们团结起来，使能行使公民的职权不可。”
在经济方面，中国农民党侧重于乡村建设，以谋求同城市平衡发展。中国农民党先后发展党员800多人。中国农民党在国民党时期的活动一度转为地下。
1949年，由于董时进在解放区的土地改革高潮时反对土改，“使农民党成了地主党”。迫于形势，同年6月25日，中国农民党在北平发表《中国农民党为停止党务活动致力生产建设宣言》，随后解散。
1950年，董时进赴香港，他仍对农业政策研究满腔热情，1951年他在香港出版专业书籍，指出当年正在启动的农业集体化的种种弊端。他批评当时呼声甚高的“苏联经验”，认为苏联的集体农场是否能算是成功，是否真比单体或家庭式的农场好（就有关农业生产及农民生活的各项条件而言），是另一个问题。
自始至终，董时进是一个保持独立精神的知识分子。他所在的时代忽略了他，并且受到了这种忽略的惩罚。历史所能赋予他的荣耀，恰恰是我们透骨的哀伤。
作为一个地主出身的孩子，能够被选为儿童团长，说明我表现积极。在“土改”运动当中，搞宣传也好，在儿童团里组织活动也好，我表现都很突出，可以说有“大义灭亲”之感。说心里话，让我这样一个家庭成分的人当儿童团团长，是对我的信任。年少的我，更加感到自豪，不以自己家庭利益为重，愿望是强国富民，追求民主、自由、平等。共产党虽对地主阶级施以暴力，但宣传的治国方略还是朝着民主、自由、平等的方向发展的，比国民党强上百倍。其实我并没有体会过国民党的政策和制度，只是印象中打着抗日旗号，实则排斥共产党、地方武装的就是国民党。所以我在幼小的心里是要跟着共产党走的。
参加革命工作
我1947年就结婚了，才13岁。这是父母包办的，结婚后不到两个月，我就不辞而别随共产党政府转移了——因为这年8月，国民党军队重点进攻山东，作为儿童团团长，事先得到工作组的允许，随政府转移，这就是参加革命了。政府对于国民党部队的进攻是早有预料的，大形势是清楚的，当国民党的侦察队离我村二里多地时，我就自愿跟着政府有序转移到了黄河以北惠民地区（我村距离黄河15公里），国民党军追到黄河边就停止了。虽转移到外县，但县区各单位的建制仍未变动，就是说不会很久就能打回去。
惠民是老区，土改早已进行完毕。在惠民驻留期间，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地主分子背后缝着一块白布，写“地主”二字，我心想：难道地主一辈子即便奉公守法，也受压迫歧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