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党交心”
“反右”开始一个阶段以后，提出了人人“向党交心”的政治口号。“交心”，即将从未出过口，表过态，自己内心的真实想法交代出来。我当时想，只要把自己的真实想法一五一十写出来，向党敞开心扉做到忠诚老实，肯定会得到组织的信任和谅解，于是，我诚诚恳恳地把心中所有想的东西交出来。这些东西都是我自己真实的一些思想活动，没有告诉过任何人。
比如匈牙利事件，说暴徒叛乱，打砸抢烧，杀死共产党员，苏联出兵去镇压。联合国组织了一个观察小组，想去了解情况，却遭拒绝。我从报纸上看到关于匈牙利事件的报道以后就有这个想法：“苏联可以出兵，联合国一个观察小组为啥不让进匈牙利国境？匈牙利内部肯定有些见不得人的、怕暴露的事情。”这原本是我内心的想法，从未表露过。后来提出“向党交心”，我就将对这件事情的想法写了下来。到后来，我才追悔莫及——这是很严重的一件事。其实在批判我时就是掌握那么三四个问题，后总结材料上一大串一二十个问题都是交心交出来的。档案落笔是闲谈中说的，没想到是这么一个结果。
对于“向党交心”，许多了解内情的人总结了一个经验，叫做“坦白从宽，牢底坐穿；抗拒从严，回家过年”。我这时才明白过来这句话的真知灼见。因为“交心”交出这么多思想来，于是被定了个“极右”——“右派”分为“极右”、“一般右派”、“中右”、“偏右”。“极右”是罪行最严重的“右派”。“中右”光记档案，不戴帽子，但如果家是农村的，会被找理由赶回家去；“偏右”只是不提拔重用，既不用戴帽子，也不会被赶回家。
我把自己所有的想法都交出来以后，是为表现忠诚换取谅解，求一个宽大处理的结果，没想到因此给我定了一个“极右”，我当时心情真是到了崩溃的边缘。1958年的4月，“反右”运动基本结束了，到了对“右派”的处理阶段。对我来说，唯一算有点好处的是，虽然给我定了第一等的“极右”，处分却是第二等的。因为处理“右派”时，有历史问题将会被逮捕判刑；没有历史问题的，只要是“极右”，将会送去劳动教养——这是第一等处分；我这个“极右”，没有送去劳动教养，只是接受监督劳动，没有工资，只是有生活费——这是处理“右派”的第二类处分；第三类处分可能是降职降薪；第四类处分是自谋职业；第五类是免予处分。具体的现在记不清了。
在整个“反右”运动过程中，我感受到了一些人情世故的冷暖。例如，本来关系挺好的同事，在“反右”的阶段，为了保全自己，跟我划清界限并无中生有地揭发我。有一些好心年轻人不懂政治仍为我受打击感到同情，主动接近我，说一些宽慰话，之后都受到了严厉批评，再到后来一见我面扭头就走了。那段时间我是被孤立的，痛苦悲愤只有自己消解。
有的时候，我甚至都有自杀的想法了，自知一旦戴上“右派”的帽子，就是敌我矛盾，和地富分子可以划等号，肯定没有好下场。组织上不给我安排工作，但是平时我也不敢走远，因为随时有人会找我谈话和监视我的行动。星期天相对自由一些，我就跪到戈壁滩上，躺下，闭上眼睛想：二十多岁了，以前又是扛枪又是上学，现在却弄得这般下场，咋弄啊？有时候想到死，但又想：就是死了也不明不白，还要算作畏罪自杀，不行，不能担这个罪名。瞅着吧，看最后怎么处置。我的所作所为是对得起良心的，内心并无愧疚之感。他们并未提出我工作和生活道德作风上的任何瑕疵，想到这，我心里就平静了许多。
“右派”罪状的材料
“反右”运动过去那么多年了，我对当时的情景以及自己“反动言论”的回忆，难免记忆模糊，有些疏漏、讹误，好在有较为详实的档案材料加以佐证。其中一个材料是中共玉门石油管理局地质勘探指挥部委员会于1979年4月作的《关于王道九同志原定右派的改正报告》。
下面是报告的原件，共有两份，第一份是说这些言论不属于立场问题，是思想问题，留了个尾巴。当时也征求过我的意见，其中有很多并非我的原话，但我认为无所谓，档案再坏，想捧你也可成为红得发紫的人物，档案记录再好，说整你也可以打杀，刘少奇可鉴，我也就同意签了字。第二份是民盟协助检查落实政策的彻底程度提出疑问，后才又把是思想问题的结论删除。
《关于王道九同志原定右派的改正报告》原件（一）
《关于王道九同志原定右派的改正报告》原件（二）
当年所列给我的罪状简单归纳如下：
1.托拉斯：是资本主义垄断组织形式，是很多商业、企业的集合体，由最大资本家控制领导权。
2.党的高级干部就是犯有刑责问题，也只是党内撤职、调离、记过等党内处分，乃至中下层干部或一般党员犯错，不但只是党内处分，还要对群众保密，怕损害党的形象，这种例子枚不胜举。
3.我认为民主党派有纲领，有章程，是独立的政党。法律地位是与共产党平等的，他们能甘愿接受共产党领导和执行共产党执政的四项原则吗？
4.土改期间提倡男女平等，组织妇救会给受压迫妇女撑腰，原来有的妇女遵守道德较差，与家中长辈或丈夫闹矛盾，此时就闹得更凶，对这个现象的看法，我承认自己也是有偏见的。（这并非我的原话）
5.解放后日本侵占中国的领土全归还了，西方各列强在中国的租界也只有香港、澳门，听传达是政府有意留的对外国际通道，就剩苏联侵占的黑龙江以北的国土未还。外交一边倒，对苏联专家敬若神明，心中有所反感。
6.农业上的地主除继承祖产以外，绝大部分省吃俭用，精简计划，勤劳耕作购得土地，绝非抢掠霸占所有，试问哪个农民不想多种土地？土地改革，平均分配土地是合理的、是必须的。但对无辜的持有地产的人身镇压和人格侮辱，长时间不得自由，我认为极不恰当。
7.所说的参加民兵，我为参加革命离家出走，他们未派人回原籍调查，不相信我是正规革命组织中的一员，只是估计在村里民兵中混过。
8.镇反（1951年）确实草率。我村有一人与村支书有一点家族矛盾，结果被定为恶霸，判了死刑。还有个地主因别人偷了他家的东西，打了偷者一顿，也被判了死刑。前者是为了报复后者，是不该判死刑的，所以对此有些反感，在交心时就写出来了。
9.粮食统购统销是1954年进行的，在动员的口号下，强制农民卖粮，说卖光了也不要紧，缺粮时可再到粮站买，绝大多数农民被迫只留少量口粮，到真缺粮时，就一粒也购不回来了。“统购统销把咱们的统跑了”，这不是我原话。我的原话是“粮食购不回来，农民只能吃鱼（榆树）健康（吃糠）。这时，我在济师上学也开始定量，放假回家听街坊诉说的。
10.我是十滴水，是不让我提高业务技能，成为无专业的杂工而有感而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