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党团情况。党团员大部分是由于信仰马列主义而加入党团的，可是也有为自身利益或容易提升而抱有投机目的的，甚至有在道德上很败坏的。历史上党员叛变，成为敌人的特工也确实有之。此话是针对大喊“共产党员是特殊材料制成的”口号而有所感想。
12.民主同盟主办的《光明日报》总编辑储安平在帮助党整风的座谈会上的发言说，共产党执政，制订政策全国贯彻就可以了，现在党事无巨细统统要管，全国成了党的天下我有同感。在培训队教课时我出了个作文题“论党天下”但我并未表态，在批判会上并未提此事，也是交心交出来的。
“右派”罪状的材料
13.党员与非党人士从政治及各方面等的差异是明显的。材料上的文字也不是我的原话。
14.给民主党派划一块试验区，是在处党委召开的座谈会上发言的内容。原话是民主党派对国家建设等意见很多，何不给他划拨一空的地区范围让他们搞，看他们能搞个啥样，只说给他行政权，绝没说给他兵权，这是总结材料时硬加上去的。
15.关于选举问题不论人代会还是工代会都是党委提出等额的候选人，党团员有组织纪律约束，他能不投候选人的票吗？此种选举我认为不是真民主。
16.打油诗指从野外不正常地把我单独接回来，心情惊悚，认为是命运不及，越抗争肯定越倒霉，顺我者昌，逆我者亡，是死政策。
17.爱国心胜于爱共产主义。平时是万万不敢说，仍然是交心交出来的，这是真实的思想。自建国之日起，日日企盼民富国强的盛境。工业靠苏联援建还有些起色，农业自1951年成立互助组进而农业合作社又紧追着建高级社，不但没增产，反而减产，全国人口粮食定量，油糖肉菜副食品非常缺乏，宣布进入社会主义，应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像梁漱溟所提，工人上天农民下地狱。这样的现实国情，宣扬得再好我也爱不起来。
18.关于所说挑拨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苏联援建是有益处的，但从两点我有所思考。抗美援朝，广泛地说是社会主义阵营都关心的事，尤其是苏联和中国，与朝鲜接壤，中国出兵苏联供武器弹药，还要中国购买。中国牺牲了几十万人，甚至连生活物资供应都动员全民捐献，中国在人力物力上受这么大的损失，苏联坐享平安，合理吗？再说苏联专家在中国简直是太上皇，玉门106地质队长谢展，对有些地段构造与苏联专家有矛盾，谢展的汇报（专家检查工作）有悖于专家的观点，专家二话没说摘下礼帽，一鞠躬，扭头坐车回矿区了。领导知道立马把谢展就地免职，但到了年终根据各项资料数据证明谢展是对的，但职务迟迟不恢复。此两例很能说明苏中关系。此条的重点还在匈牙利事件中有所体现。据报载，匈牙利反革命政变不但夺取了政权，还惨忍地当街吊死共产党员。苏联出兵镇压了反革命，处死了新任总统纳吉。联合国组织了一个观察组要求进入观察，但由苏联所挟持新政府拒绝其入境，我想，若正大光明地平息叛乱恐怖分子，有何不可见人的。这一严重罪条，不是交心是不能流露的。（外蒙的独立世人皆知是苏联逼迫蒋介石同意的，按此逻辑内蒙不是也要独立吗？这是牢骚话。）
19.工会直到现在仍是党委指派主席，工会不给工人争取权利和权益，只搞些什么文体活动，开办营养食堂，完全不是与我所想的能与厂方争长短的工会，就是不务正业，所以我说它是工具。这也是交心的产物。
20.所说的党员是便衣警察，比喻有点不恰当，可是党员要把周围群众的思想情况及动态，定期向党组织汇报。这是党员的纪律和义务。我有同感，平时尤其是守着党员说话是要倍加小心的，党员打教授也非造谣，打人的党员是否受到党内批评或是向被打者道歉就不得而知了。
21.对新闻和文艺创作，我党施行了垄断政策。新闻要求统一口径，有严格的审查制，有负面影响的绝不准报道。文艺创作要高、大、全，也有很严的审查规定，现在仍如此，不过比那时放宽了些。交心时，我一股脑全透露出来了，想换得组织相信我对党是忠心的，无任何保留，争取一个较轻的处分。交心的材料比组织掌握多出若干倍，得到的却适得其反。天真！幼稚！
22.民主党派长期共存的问题，既然是共产党执政，要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从生产物资的公有制，到政治制度的无产阶级专政。民主党派有自己纲领和章程，他们能接受这个吗？所以我想，很难长期共存，因民主党派在法律地位上与共产党是平等的政党，不料以后的变化是这些民主党派很顺利地接受了党的领导，并以建设社会主义制度为己任，完全按党的决议为指南而开展活动。这是我的短见，也是交心交出来的。
赤金农场
1958年4月，我被下放劳动，到了玉门市市政单位的一个劳教农场——赤金农场。这里有来自各个单位的人，包括市政单位和玉门油矿的。市政单位的人较少，主要还是玉门油矿的。我们才去的时候只有几十个人，后来人数慢慢增加，一些所谓的“坏分子”也来了：工人中有小偷小摸的、打架斗殴的，或有类似“右派”的反动言论的。当然，我们和“坏分子”不编在同一个班组，但也有混编的情况。到了1960年的时候，下放劳动改造的就增加到二百多人了。
这之间我记忆较深的一个人叫毛永藻，和我不是一个单位的，原来只是听说过。他大学毕业就分配到了矿务局，我不知道他是分配到单位戴的“极右”帽子还是在学校里戴着帽子分配下来的，反正也是个“极右”。他还没结婚，但有个恋人，这个恋人是他的大学同学，身材、长相都堪称美女。她不是“右派”，但在毛永藻划成“右派”处以劳动教养上农场后，她自愿跟了过来。不过，她被安排为农场的工作人员，在农场办公室工作。后来，他俩的结局我就不知道了。从劳教队百分之八十死于1960年来看，他俩应该也是个悲剧。
我们住在赤金农场腾出的两排土房子里，每天参加劳动。一般的生活用品可以去农场商店买。那时候，玉门没有单干户，就是在街上推着车子卖零食、早点、水果的，都是政府的贸易公司派出来的。按朱德的话说：“那是中国标准的社会主义城市。”
这里的农场，明文规定每天劳动9小时，我们在农场的主要工作是平整土地。这里都是盐碱地，地面上结了厚厚的一层碱，用脚踩都踩不碎。同一个班组的人，围起一个长四五十米、宽30米的长方形的方田，打的田埂约有一米宽、半米高。围好田后，再平整田内土地，放水压碱。没过多久，农场成立了强制劳动组，如果你态度不好，有牢骚或怨言，便会被戴上不出力消极怠工的帽子，然后强制劳动，该下班的时候不让你下班，累了也不让你休息——这是我听说的，我没有亲眼见到是怎么个强制法。我们整天起早摸黑，披星戴月。刚去的时候，农场还组织节目，大家自编自演好好接受改造的话剧，期望早日回到工作单位，或者由以前文工团的“右派”文工团员吹小号、拉提琴、说相声、打快板。时间一长，大家都因强体力劳动疲劳过度，对此都没了兴趣。
监督劳动和劳动教养的人一起下放到这个农场，但不在同一个大队，吃住不在一处，待遇也不一样。那些降职降薪的人，有工资但钱不多。我们监督劳动，每月有30块钱生活费，除去集体伙食12块钱外，还能剩18块钱自由支配。另外还有一些是有工资的，例如工程师、技术员、职务高的人，每月有七八十块钱工资，这在当时来说是很高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