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要是真正说劳动强度，我们监督劳动的不低于他们劳动教养的。他们干活时心灰意冷，如同一般的劳改犯一样；我们则为了争取早日摘帽子，干劲十足，有一百分的力量却要拿出一百二十分的力量来，争取早日回到人民当中去。
在农场里，除了参加体力劳动外，还要接受政治思想改造。在这个期间，我的一言一行是很谨慎的。我们经常开会，谁表现不好就要在会上接受批评。记得有一个叫李正泉的工人，他被戴的是“坏分子”帽子。他不服气，认为自己不是什么“坏分子”，只是说了两句牢骚话，不想让自己禁锢在此。于是，他寻机跑回西安去了。但没过几天就被抓回来了，抓回来后立马被投到了劳动教养队里去了。
辗转多处劳动苦
到了1958年的六七月份，玉门市的市委书记来到农场，给这里的“右派”作报告，宣讲“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三面红旗”等，这是我们第一次听到“大跃进”动员。
记得在1958年的夏天，天很热，“大跃进”轰轰烈烈地展开了，玉门建筑也“大跃进”，砖块供应紧张。玉门油矿有个自有砖厂，按正常进度和实用量，缺口很大，就把我们这部分人调到砖厂去制砖坯。制砖坯是最累的活儿，而且每人每天定额最低制600块。
制砖的过程一般是这样的：傍晚去工地刨下适量土来，圈成中间凹形的土堆，放水浸泡上；次日早晨，用铁锹摔泥，至少摔两遍，把泥摔得软硬均匀了；然后吃早饭，吃完早饭，用手挖泥往模子里边装；继而端起模子来跑到平整好的场子里，将模子扣在地上留下砖坯，然后拿回模子来再重复……等大前天的砖坯晾晒干了，要整齐地码成可透风的坯架。砖头上了架，这一天才算完成任务。早5点起床，中午不敢休息，有时6点晚饭后还得干一两个小时。
这是强体力劳动。我们这些人中，身体棒、精神好的，连上架晾晒，带泡泥、扣坯子，有达到每天一千或一千一的，我费尽力气则最多只能达到八百。那疲劳简直没法形容，晚上上床都得爬上去。劳动时一分钟都不得闲，有时腰都直不起来。另外一点是饥饿，幸好在砖厂粮食不定量，但中午吃得再饱，也支持不到吃晚饭时（砖厂有大食堂，这个食堂也做会议厅用：把桌子摞起来就是会议厅，把桌子放下来就是食堂），在这里粮食不定量，管吃饱，上午还成，但午饭后到吃晚饭间隔的时间长，我们常常饿得两眼发黑，我记得常在三四点钟买上20个五分钱一个的小桃酥点心，这样才能顶到6点钟吃晚饭。后来，听说我们一百多人做的砖坯全不合格，十几万砖坯完全报废了。
玉门市要建一个白杨河水库，是一个边设计边施工的工程，这是“大跃进”的产物。记得是在1958年国庆节以后，天凉了，我们这些人派往那里去修水库。我是打前站的，即挖窑洞。一孔要两米高，三米宽，十米深。白杨河水库地处砾石层山体，开挖窑洞的时候，圆溜溜的石子“哗啦哗啦”往下滚，响声如雷。
这时候已是暮秋，从祁连山上流下的雪水少了，正利于修筑水坝。大家打炮眼，炸石头，这时粮食开始定量，经过半年的强体力劳动，大部分人体力明显不支，也没有刚到农场时热火朝天的比赛气氛了。进入天寒地冻时期，尤其是在河床清库基时，地表冻得坚硬如铁，一锤打下去钢钎着力点只是个白印，震得虎口生疼。人工打炮眼“叮叮当，叮叮当”，一天9小时才能凿出一个半米深的炮眼，塞进去炸药一炸，半筐石头都炸不下来。到了1959年年初，开春了，天气渐渐暖和了，白杨河水库也停工了。
1958年入冬之前，口粮基本够吃，之后粮食突然紧张起来，开始定量，劳动量却不减，我们开始忍受难熬的饥饿。伙房常以青稞豌豆原粮为主食。这种豌豆吃到胃里会膨胀，要是吃多了，很可能会被胀死，但是限量又不会吃饱。当时，时任甘肃省委书记的张仲良提出：甘肃要粮、菜、肉“三自给”。甘肃原是缺粮地区，玉门油矿粮食都是从外省调入的成品粮，突然提出自给岂不是荒唐之举？饥荒年代甘肃也是重灾区，是为了适应“大跃进”形势，是浮夸风的表现，贯彻甘肃省委书记提出本省粮、菜、肉三自给的政策，结果原粮加工都跟不上。
粮食紧张的另一个原因是，1955年至1956年前后，来自上海、天津等地的支援大西北的支边青年成千上万，农业生产却跟不上。定量开始认真执行，我们也不知多少定量，每天都是饥肠辘辘，体力明显不支。
这期间，值得一提的是所谓的“盲流”事件。玉门位于“兰新线”（兰州到新疆乌鲁木齐）上，这条铁路是苏联专家设计的，不知道是备战需要还是为何，车站离城市都非常远，例如酒泉车站，恐怕离城有20公里，张掖车站、武威车站也都是这样，玉门东站离玉门油矿约有40公里。
1958年国庆节前后，玉门东站截留了一批“盲流”（实为逃荒饥民）。原来这些人是来自河南及甘肃东部，往新疆方向逃荒，在玉门东站被截住了一批，但这些普通老百姓怎么安置呢？于是就将他们赶到水库跟我们在一块儿劳动，但是吃住不和我们在一块儿。这个时候，虽然农村粮食已经很紧张了，但是在城镇里，粮食供应虽定量减少，还卡得紧，但供应是稳定的，这年的八月十五还供应了月饼。我们是每人限一斤，盲流可多买。听说当时有一个盲流，肯定是在家饿得不行，中秋这天，一连吃了三斤月饼，当夜就胀死了。
在水库劳动，最刺激我的一件事是被强制劳动的工程师梁炳维（名字不准确）。他四十多岁，大学毕业，与我不在一组，不清楚为什么强制劳动。当时他一条胳膊已伸不直了，让他用筐抬石头，把抬杠架在他肩上，与后边一小伙子对抬，后边小伙起腰一抬，梁在前面就趴下了。那人只好等他爬起来再重复这个动作，那时是冬天，梁鼻涕口水流得老长，此情此景使人心酸，但又不敢表示同情。
辗转多处劳动苦
1959年开春之后，白杨河水库不知为何停建，我们又调去支援修建赤金峡水库。从白杨河水库到赤金峡水库，距离几十公里，原本应该直线走玉门市，但是上级怕我们这些人影响不好，衣衫褴褛，面带菜色，就绕了个圈儿从原劳动过的赤金农场走。二百多人的队伍还自己背着被褥，队伍拉得很长。走在后边体弱多病的人，听说死了三个，就地掩埋，不让传播。我们是晚上到赤金农场的，只记得那晚从伙房抬出的是东北高粱米饭，因不限量，大家放开了肚子吃，所以这次算是几个月来吃了顿难得的饱饭。第二天休息一天，记得农场内有卖凉粉的，虽是随意放点儿盐水当调料，但还是很诱人，好坏是能入口的食物。在离开农场前，我吃了一大盆（洗脸盆那么大）凉粉，胀得都走不动路了，若是别的硬饭非胀死不可。这时市政单位的“右派分子”就留到赤金农场和我们油矿的人员分开了。
到了赤金峡水库时，已是五六月份了，天气转暖，赤金海拔也低，气候正常。修建赤金峡水库大坝，需要从二百米外的地方取土，我们与当地老百姓一起，用架子车拉土，到上坡的地方，有帮拉帮推的，个个大汗淋漓。大家分三班干活，一个班每8小时需拉上30车才算完成任务。每拉一车，就有人发给你一个牌子，累计得30个牌子才能交班。水库有电灯，日夜灯火通明。为完成定额，大家拉着架子车来回都是跑，一刻也不得闲。不过那些发牌子的也都是熟人，有些心眼活泛的人拉完一趟就对发牌的人说：“多给我个牌子。”这当然是不容告人的，这样就能少拉几趟。但我没有这个灵活脑筋，每次都按要求完成任务。有些人，主要是有病的、年老体弱的，拉车拉不动，就做装车之类的活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