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位主任有点官架子，官气很重。他问：“你在原单位是干啥的？”我说：“要是具体地说，没有真正的专业；要是说特长的话，在地质制图方面，我还多少有点知识。”他听后摆摆手说：“算了，你年龄大了（那时候我45岁），别回去了，在县里安排吧，离家也近，家里还有老人，你先回去好好考虑考虑。”
回家以后，我想了两天，家人也给出了一些意见。我想，回玉门好歹是个工人，在县里，谁知道给我安排个啥？现在是民办教师资格，我绝对是不愿干教员的。于是我还是决定回玉门。
大概是隔了三天，我又到县里找到这位主任，我坚定地对他说：“在哪里跌倒在哪里爬，我是坚定信心要回原单位，没有考虑的余地了。”他听我这么说，就答应了：“你愿意回去就回去吧。”他给政策落实办公室打电话嘱咐了一声，然后对我说：“你上办公室，让他们给你办手续吧。”
之后的事情还算顺利，拿着县落实政策办公室的证明信，我在公社办理了户口和粮食关系的手续。时隔这么多年，能给我落实政策，我心里自然是很高兴的。回去后有了工资，一家老小的生活困难也就可以缓解了。我于1979年2月19日离家上路，回玉门的路费50元钱全部是这里5元那里10元借的，衣服被褥全是自纺自织的土布做的，连袜子都是粗布做的（另有个本家婶子送了我一双针织袜子）。就这样回到玉门，引来了一片惊奇的目光。
1978年的10月，五部委（劳动部、组织部、民政部、公安部等）联合下发了改正“右派”的通知。1979年4月，我拿到了落实政策的材料，材料先后我共收到两张（后一份是1983年收到的），虽是同一个文号，但内容有所不同。第一份材料上，列举了我在整风运动前后的言论，并说“王道九同志在反右派斗争前后，曾说过一些错话，有一些观点是错误的，有一些言论系思想认识问题，但不是从根本立场上反对党”，让我签字。这时我也注意到了，留了个尾巴，但又想：留个尾巴也无所谓，我认定就算档案材料上说得再好，要是想找你麻烦，批斗你，还是随时都有可能的；要是要你好，你再有污点也能成为红人。最简单的例子就是那些拍马溜须、见风转舵的“运动贩子”，不论生活、工作平平，甚至有污点也还是照常升迁。给档案红的人定罪也是随意的，刘少奇为鉴。
另外提前说一说关于自身政治角色和想法的事。大概是1980年，有一次填写一份干部登记表。其中有一项是关于“文化大革命”的，要说明自己当时的造反的派别、是否参加过武斗。我就在此栏内写了 “我是文化大革命的冷眼旁观者”，这也是实话，当时确有目不暇接看热闹的心理，反正认为那绝对不是国家社会发展的正常现象。
摘帽
同在一起填表的五六个人，他们看了我写的就说：“你怎么这么填呢？”我说：“我就是这个态度，‘文化大革命’什么派的，我没资格参加，另外我也不屑参与，往里面掺和就是给自己惹祸。我这一生见闻经历的运动太多了，躲还躲不及呢，我还参加？”我时刻提心吊胆地怕运动一扭屁股或哪个圣人一发话就能砸到我这类人的头上。
关于对“右派”的看法，我回到玉门后还和一同回乡的杨一庵拌过嘴。那是刚回去不久，我们巧遇在机关食堂里用餐，谈起了被打为“右派”的经历，受了二十多年的冤屈与委屈，但他反对说这些事，他说：“谈那个干啥？光荣吗？”
我说：“我不觉得多光荣，但也不觉得丢人。我以前说的和想的，现在看来没有错，还有自豪感呢。要真是造谣污蔑，见不得人的事，党也不会给我平反。”当然，成为“右派”的原因是千种百样的，有与领导矛盾的，有闹工资问题的，有闹家属问题的，有男女关系问题的，各色各样不一而足。我纯粹是因为政治言论问题，而任何工作上的、道德上的、作风上的问题，一丝一毫也没给我挑出瑕疵来。所以，一个人成为“右派”的原因不同和对过去事情的态度也是不一样的。
“反右”期间，被冤枉的确实很多，很多人都是莫名其妙就成了“右派”，就如著名相声演员马三立说的一个段子那样，“咱们单位还差一个右派名额呢，我补上吧。”虽是笑话也是事实。
复工管理食堂
我是1979年2月第一批回到玉门的，陆陆续续地，到了四五月份还有一些人平反回来。离家时的我，依然一贫如洗，之前借的口粮以及遇到急事借的钱还没还完，回玉门的路费仍是借的。我是2月25日来到玉门报到的，此前一个星期就离开家里。途中我在泰安站下车，去看了看小叔。这次去看望小叔，是有原因的。
小叔早知道我是“右派”，又有爱喝酒的名声，同时也因一些家务事，曾给我来信说：“你再不老实，就让公社大队把你管制起来。”我回信也不示弱，我说：“你是个职业政治工作者，但是你不是政治家。”有意气了他一下。但其实小叔是个善良的人，以前对我也很好，我上学的时候给我交学费、做衣服。他就是无产阶级的立场特别坚定，党性特别强，在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迷雾中是忠诚又积极的，完全是毛主席路线的遵守者和执行者。如今我的右派“帽子”已被摘去了，于是想解开这个结。我在泰安见到小叔，说：“我给您的那个信，就当是晚辈在长辈的跟前撒娇吧，您别生气。我已接到通知，马上要回玉门了。”小叔虽仍有顾忌，不冷不热地应付着，但也为我平反而高兴。
到了玉门，就开始安排工作。当初在划为右派时我还只是个练习生，没有转正，也没有专职岗位，所以在我回去后不好安排工作。我当时年纪也大了，就觉得干啥都是干，只要给我工资就行。后来就把我分配到了钻井处的井队食堂做管理员。钻井处共有15个井队，一个井队一个食堂。我被安排在“32853”井队管理食堂。井队食堂管理员基本都是从本队的工人中挑选的，15个井队的管理员中，戴“干部帽子”的只有我一个，没有专业技能，工作分配是随意的，不过歪打正着，这个工作正合我意。我在意的主要是薪资，在食堂工作，每个月只交9块钱的伙食费即可，而若是在外边买饭吃，就是再简朴，也得20块钱。另一个，井队因为在野外，有野外津贴。
虽安排了工作，一同回来的其他人改正材料均已到手，而我的改正材料迟迟没下来（因是“极右”，处党委无权批复，需局党委会审批，因局党委人员不齐，所以迟迟批不下来），还不能领工资，只能先向财务科每月借40块钱生活费。交9块钱的伙食费后，剩下的钱，我给家里寄上20元，剩下十元钱置件衣服和生活用品。1979年4月，改正材料就批下来了。值得一提的是，我虽是1979年2月回到玉门的，工资却是从1978年的10月1号开始发的。另外，因我家里人口多，经济困难，单位批准一次性救济了400元钱。我的基本工资是57元，加上野外津贴等，每月能拿到九十多块钱。井队上要是任务完成得好，还有奖金，加上奖金就有一百多了。从1979年到1984年的这五年间，我自己一点存款都没有，都补贴了家里，每年寄一千多，1984年调往中原油田时，我连路费都没有，只好向别人借了200元。
1979年6月1日，玉门石油管理局党委批复的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