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叔老家的这两个女儿成家立业后对小叔并无怨言。两个女儿常常去看望小叔，父女间的关系逐渐正常。说起来，我的两个叔叔有类似的婚姻经历，都是在家结婚，后来又有了新婚，不过以前的孩子和之后的孩子相处还是和谐的。
从左至右为：小婶周素娥、大姑王玉珍、小叔王志行，摄于1981年
如今小叔还在世，只是身体较差，腰椎变形，常常直不起腰来。我最近一次见他是2012年元月，农历腊月二十二——这一天是小叔的生日，我每年的这一天都会去给他祝寿。我们现在经常电话联系。观其一生，小叔是个很善良、很正直的人，做事认真，有时候真的让人不理解，但我非常赞赏他的真实性情，对任何人从无虚情假意。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小叔参加黄河防汛，在黄河岸边留影
兵荒马乱的年月
我出生在1934年7月29日，农历甲戌年六月十八。作为家境富裕的大祖父的唯一一个孙子，全家人对我疼爱有加。
当时日本侵略军占领东北三省，东北抗日武装和日军清剿战事不断。1934年，红军长征，国民党军追堵和突围打得残酷，不过山东还算平静。卢沟桥事变爆发时，我才3岁。我的故乡属于日本侵略的沦陷区，有汉奸维持会，也有“有枪就是草头王”的土匪队伍。兵荒马乱的日子里，老百姓少不掉苛捐杂税，人心惶惶，打破了生活的宁静。
当时，韩复榘是山东省政府主席，卢沟桥事变以后，韩复榘不战而退，日本人便渡过黄河侵占了我的家乡。韩复榘退却，还剩下一些残留部队。师长叫翟毓慰，他留在山东，招兵买马，扩充实力。翟毓慰率领的部队中的六团占着邹平县城，二团占着齐东县城，各自为伍，势力范围离我村不过数里和几十里，连我村在内再往南推二十多里，是四团的势力范围。四团的头头杨相声、六团头头张京南、二团头头韩某，他们起初名义上都是翟毓慰的部下，实际上已各自独立，互相争地盘，互不相让，互有交战，他们其实都是以保存实力为主。这些军队常常滋扰另一区的百姓，抢牛盗马，扣押人质。他们抢东西一般是在夜间，尤其是在夏天的晚上，村里的青年人因害怕被抓去当兵不敢在家睡，都上高粱地里、玉米地里去睡。日军占领齐东县城后，二团便投敌做了汉奸，时常带着日本人，赶着大车来到村里抢粮。那个时候，只要五天不听枪响，那就算是和平日子。四团不敢和日本人明着对立，还是打着抗日的旗号。
离我村不到5公里路的魏桥就有一个日寇的据点，他们偶尔会下到村里来。在那动乱的年月，我记忆最深的就是日本人上村里来硬拉妇女。鬼子一拉妇女，这女人的家人则都上去救，还好最终没被拉去。当时听说别的村有妇女被强奸的，我们村则没有过。
我还曾亲眼见到过日军的扫荡。地方武装都是当地人，他们扫荡时把枪藏好，各自回家，日本兵挨家挨户搜人搜枪。抓住人后抽打不说，还把人绑在梯子上，用水壶往嘴里灌水，灌得肚子大了，就用皮靴踩肚子，踩得鼻子里、口里，甚至于耳朵里都出水——事件发生的场所是村里的一片洼地，当时洼地里没水。我们这些小孩是趴在远处的一段矮墙上看到的，那时我已经上学了，时间大概是1942年左右。
我从小学三四年级时起就有了国家的意识。在学校里，每周一要背诵《总理遗嘱》或军人守则十二条。至今还记得《总理遗嘱》的内容：“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当时的我不光痛恨日本人，同时也痛恨侵略我中华的各列强国家。学校里，老师给我们讲中国与各列强签订的各种不平等条约，以及上海的公园挂着“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牌子，中日甲午战争和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在我年少的心里，无论美国也好，英国也好，法国也好，他们都是侵略中国的野蛮国家，因此在我心里存下了仇恨和屈辱，有强烈的报复心理。
童年忆旧
我出生的时候，家里的经济条件相对不错，吃的穿的都比一般人好些。与其他孩子相比，我是幸福的，但由于时代、地域所限，也就吃细粮多一些，多吃点瓜桃梨果而已。我们那个地方也算是穷乡僻壤，是个交通死角，虽说家里温饱不成问题，是当辈起家的土财主，但没有什么特殊贵重的东西。苹果在那时是奢侈品，我虽然长在地主家庭，但也很少吃到，只记得常吃到的是核桃、栗子、山楂、柿子等。
另外一种印象较为深刻的零食是红薯——我们附近没有种红薯的，都种粮食，有人从外乡贩来，煮熟了卖。我喜欢吃红薯，每天早晨最少得吃半斤。后来成了习惯，家人要是不买我就又哭又闹。卖红薯的人也知道了我这一习惯，往往在我家院外一直喊，我家不买就很久不离开。
童年对于一个孩子来说应该是快乐的、无忧无虑的，我的童年虽正值兵荒马乱的战争时期，但也不是没有快乐的日子。小孩子并不发愁这个动乱的世道，而是自己去发现生活中的趣事。或者说，孩子们的眼睛是过滤地去看这个世界的。
小孩子生性贪玩，而且有创造的才能。小时候玩的游戏，一般都是我们自己或是以前的小孩创造的。我小的时候经常玩打鞋底的游戏——大家拖下鞋来摞在一起，每人轮流拿一只鞋打，谁打得最散谁就是赢家。
在我很小的时候还用铜元。铜元也成了我们宠爱的玩具，几个小伙伴在地上挖个坑，然后站在远处扔铜元，谁扔到坑里边就算赢了。赢了自然高兴，扔不到坑里就很沮丧。此外游戏还有很多，比如捉迷藏之类的，可以不限范围地跑。
我小时候也不算胆小，和邻村的人打架时我最勇敢，一个人跑到前面，用顺手捡起的土块当弹投掷。总体来说，我是比较合群的，大家玩什么我就跟着一起玩儿，不会自己一个人待着。
童年时期，盼望过年。过年是老百姓的一件大事儿，穿新衣，戴新帽，改善生活——“年来到，年来到，闺女要花小子要帽”，我们这些男孩，必须有个新帽子。有条件的人家，还会去扯洋布做一身新衣服。初一大人会给小孩压岁钱，祖父祖母、父亲母亲、婶子伯母都会给点，稍微远一点儿的就不给了。
过年要祭拜祖先，我对那些旧仪式记忆很深。我们那儿叫“请祖先”，摆好桌椅，把老祖宗的牌位放好，然后供上祭品。这时都要静悄悄的，怕打扰了祖先吃饭。总之，经济条件越好的人家规矩越多，过大年有很多规矩、讲究，有很多神秘的感觉。
初一早上起来，我由父亲带着去各家各户拜年。我们村是个族姓村，百分之九十的人都姓王，全村二三百户人家，我一般要拜上一半。拜年很简单，就是进门磕个头，穷人家会给点花生，富裕的家庭就给糖果、山楂、柿饼、核桃之类的。从正月初二起，大家开始走亲戚拜年，差不多到初十才结束。我们家的亲戚比较多，由父母带领着，大祖父这边要去，亲祖母家的亲戚家也要去。
日本投降以后的1946年春节，给我印象尤其深刻。这年除夕后元宵节前村子里恢复了娱乐活动，举办了一场场杂剧上街表演。有跑旱船的、踩高跷的，还有演唱小放牛、王小赶脚的。扛芯子是在铁架子上固定着一个个四五岁的孩子，孩子们扮成古装戏里的人物，例如孙悟空、白娘子之类的，伴随着有节奏的锣鼓点，扛的人要踩住锣鼓点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