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春，我第二次结婚以后，迫于住的问题（老在亲祖母那边住不是长久办法，而且大祖母住在危房中也不安全），于是我勉强借债盖了四间土房，和大祖母各住两间。
几年后，原先我大祖母住的北房已经坍塌了，我父母住的房子也成了危房。在此情况下，到了1973年，我咬紧牙关，借债在大祖母原先住的北屋地基上盖了五间房。这五间房所用的木料及砖都是旧房拆下来的，比1962年修的那四间房质量要好一些。不过在盖房的过程中，我也遇到了一些麻烦。这地基旁边是一片很大的空场子，虽然有主，但有几十年没人管理过了。我建新房时，将地基外扩了10厘米。我当时的想法是：现在土地都归国家了，10厘米8厘米的，谁在乎啊？
我不在乎，可是人家在乎。我刚铺下地基，空场子的主人就找来了大队的干部，大队干部就国家形势政策什么的对我说了一大堆。我说：“我把我木料截短10厘米，地基也往里缩10厘米不就行了？”我一生不愿因钱财问题与人耗费口舌。这件事同时也说明，我四十岁的人了，在农村也过了十几年，认为地皮都是国有的，却没想到使用权，真是马大哈。
1972年，大祖母逝世。“文革”后，我因落实政策，回到玉门油田工作；1984年调往中原油田，按中央政策，我全家可农转非，但濮阳县卡住就是不给办，半年后通过本厂保卫科送了100元钱的礼物才算办下来，腐败之风真是无处不在。
时间真的可以改变很多东西，1962年至1980年间，我出生的村落已经没有几处好房子，经过那个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三年自然灾害”的打击，随后又是“文革”，我村农业生产很不景气。稍好的房子都被扒掉卖砖瓦、木料填口粮了。经1982年包产到户后，现在村里全都是宽敞明亮、大玻璃门窗的大房子，更有多处二层西式楼房，让人感慨万千，欢呼改革开放的政策与辉煌成绩。这么多年过去了，一切都变了，当初的模样只停留在记忆里。
断断续续的早期求学经历
1943年以前，正值故乡被日军攻克沦陷，我的家乡无正式学校，所以我的学习经历是碎片化的。上学之前，父亲教会了我几首儿歌和唐诗，让我认得了几十个字。后来，我断断续续念了几段私塾及两三段的村办学堂。在私塾里，学的无非是《三字经》《弟子规》之类的儿童启蒙教材，我没等到系统地学完一本书就中断了。村里几次组织自办学堂，学生只有二三十人，老师是村里一个上过新式学堂的、知识并不系统、程度很一般的认字的人，教我们算术、国文。当时学生没有课本，数学方面只是随意学了点加减乘除，国文方面则仅仅背了几篇文章，还背过朱子治家格言，不过仍是以《千字文》为主。每次时间不到半年就散了，隔一段时间，再换一个房屋，换一个教员，这样反复了好几次。
虽然启蒙教育时断时续的，大部分时间都无正式课本，但除国文、算术外，也教一些史、地知识。地理方面，如中国地大物博有四万万同胞，物产多样，矿藏丰富。历史方面主要是近代的，如甲午战争割地赔款，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辛亥革命孙中山提出“民族、民权、民生”三民主义，主张平均地权，耕者有其田；帝国主义国家在大城市有租界地，中国人无权管理他们，他们的花园挂着“华人与狗不得进入”的牌子，激起我强烈的爱国心。眼下是沦陷区，亲身体会到亡国的屈辱。
原齐东县分六个区，我村属第六区，大概在20世纪30年代，每区建了一处完全小学（又称“高级小学”），第六高级小学（简称“六高”）就建在我村，有三排瓦房，共三十余间，有学生伙房和教师灶房。
1943年到1945年，我上了不到三年的正规小学。因1941年末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我乡日军撤了三分之二，我区是日占区的空白点，抗日形势已不是那么紧张了。日军少了，只有打抗日旗号的地方武装。在这样宽松的形势下，1943年，与我村相邻的苏庄村的苏幼岺组织了一些文化人，在第六高级小学的旧址办起了学校，招了一至六年级五个班的学生，其中一二年级共用一间教室。另外还成立了一个所谓师范班，接收那些二十多岁、有四书底子的人，自己当了校长。听说教员一月薪酬是多少斤小米，经费的出处就不清楚了。
这批教师文化程度参差不齐，文科较好（国文、常识、历史、地理、修身），数理化方面差，用的是山东省教育系统的课本，有两位是济南正规初中毕业的老师，教算术、音乐、体育。我因为有私塾及自办学堂的学习基础，于是直接上了三年级。苏校长在地方上较有名望，所以地方武装虽你来我往但不骚扰学校。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度过了较为平稳的小学阶段。
在私塾、村办小学和较正规小学这三个阶段的小学生涯里，我印象最深的就是这两年多正规学校里面的生活。这两年中，学习有正式课本了，可以接受到一些连贯正规的教育。老师们也是在小范围内较有名的学问人，给学生的印象也是很好的。其中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校长苏幼岺，他任校长的同时还给高年级的学生上课。另外还有一位姓牛的老师，他主要教国文、美术，讲课时常联系历史和现实知识。牛老师作风正派，学问较深，讲课风趣，字词解释得很准确。
那时老师对学生要求很严格，常用戒尺（厚木板子）打不听话的学生的手，我也被打过，被打的情况无非是作业没完成、上课说话或做小动作。那时我自觉有些欠灵巧，学习中等。比起道芬哥（我大叔的孩子）来，差了些。他学习成绩好，行事为人比我老成懂事。班内我是属于年龄比较小的，上三年级时还不到十岁，同学中则有十七八岁的，大家都守校规，无打架斗殴之事。
我只读到五年级，1945年抗战胜利之后，解放军与国民党军队你来我往，学校就解散了。1946年，村里本族老人和村负责人看着这些学龄的孩子失学很可惜，于是便又找了几位以前教过书的、上过高年级的，以及在外边上过中学的作为老师，组织本村孩子读书。解散前学校是有6个班的，这时本村的几位教员将我们四、五、六年级组成了一个班，低年级的也组成一个班，一共两个班，就这么凑合着教，也没有正规的课本。这些教员对国文课教得多一些，我还记得其中有《织布篇》《朋友篇》等文章。
在1947年土改时期，有工作队的人员不定时到学校讲政治课，宣传阶级斗争，历数资本家、地主的罪恶和共产主义社会的美好生活。蒋介石是大地主官僚资产阶级的代表，不抗日专反共，是独裁专制者。课程内容是：蒋介石、国民党代表地主和资产阶级，是剥削工农的；共产党是代表无产阶级消灭剥削阶级、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的；新政府是人民选的，人民当家作主，按劳分配，各尽所能、各取所需。这样的社会比我向往的三民主义还要理想，所以我对共产党崇拜得五体投地，拥护土改，以致不告诉家人，随政府转移参加革命。
难忘的土改经历
1946年，我区成立了人民政府，只宣传减租减息，因政局不稳，并没真正执行，秋天与国民党又拉锯了几个月。1947年春节后，人民政府的土改工作队进村，学校扩大了些。仍是这些教师，但上课少了，学生们学陕北秧歌，配合土改作宣传，站岗查路条（出村要带村公所批准路条，说明到哪里去；进村的人也必须有路条证明身份和来村目的）；音乐课唱《延安颂》《东方红》及戏剧《白毛女》的插曲。与此同时，学生们上街宣传“打倒国民党”、“打倒地主剥削阶级”等口号，配合开大会等。另外，由于我村接近国民党的敌占区，投靠国民党、撤到济南附近的那些地方武装人员（俗称“还乡团”）常过来骚扰，斗争形势紧张恐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