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春节的活动，完全是村里自发地组织起来的，为庆祝太平日子而形成的（国共两党还未开战）。演杂剧所用的锣鼓等工具，都是日军侵略前就有的公共财产，已搁置了八年多。再以后，这些器物就没再用过。解放后，都是上级布置的带有政治宣传的话剧类节目，虽也算热闹，但缺乏老少齐上阵、个个欢欣鼓舞的气氛。我现在仍向往那种自发的不受任何约束、不带政治倾向的民间自娱自乐场景。
现在，对于过年的感觉越来越平淡了。那时平常很少吃细粮，更不用说肉食，也很少穿新衣服，过年吃穿都有改善，仪式严肃，感觉特新鲜。现在过年与平时没有太大差距，所以感觉平平。
解放前，清明节也是大家企盼的节日，青年妇女清明当日早上可结伴到田间踏青野游，学校也放假了。尤其是平时按规矩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年轻妇女（大姑娘小媳妇），这4天内也可上街游玩或串门。全村还会架起三四个十多米高的秋千，这些年轻妇女便可敞开心扉，无拘无束地打秋千，大多是15至40岁不等的女性，穿着不亚于过年。一片笑声朗朗，语言叽喳。虽时逢战乱年代，但那种清平世界里自由自在的气氛，至今难以忘怀。尤其是那些年轻的妇女，虽都裹着小脚，在秋千上还是一点不逊于男子。因她们只有这4天能自由活动，便更加珍惜。解放后不知是何缘故，清明节就再也没架起过秋千，因此我更向往那种不受任何观念、主义和政治运动禁锢而轻松自在的场面，真想再现这种场面。
总的来说，童年时期的我是懵懂的、贪玩的，任性，又欠灵巧。不过，年纪虽小，却渐渐有了自己的想法，那时的我痛恨日本人，恨一切侵略中国的国家，痛恨玩伴中恃强凌弱者，而乐于帮助弱者。这或许是我思想的雏形。
堂兄王道岺
我少年时期比较喜欢跟大一点的孩子一起玩耍。我二祖父家大伯王志典的孩子王道岺，比我大4岁。他父亲在他七八岁时病故，他性情温和，处事理性，很少参与打来打去的事。那时我们经常玩一种游戏，就是用硬木棍争抢着将一个木球打进事先挖好的洞中（有守坑人）。这是个危险的游戏，一不小心就会将木棒打到其他人的腿上或其他地方。道岺兄从来不玩这个，也不玩类似的游戏，他“玩耍”的内容只是说说笑话、画画图画。他的这些行为吸引了我，于是我经常跟着他学画画，他年纪比我大，识字也多一些，我有时也向他学字。虽然这时的我并没有放弃那些危险的游戏，还是经常打木球，但我喜欢跟着他学东西。
渐渐地，我和他的关系已经好到无话不说的程度。1947年，他在济南读初中，1948年济南解放，成立了一所合作专修学校，他考了进去。1949年暑假，他因病退学。1950年暑假又考取了济南一中高二插班生。时值抗美援朝开始，学校动员了一批学生参加军事干校，他也报名参加了。当时我在济南郊区历城中学上一年级，他通知我后，我立马赶往济南，给他送行。
见面时，他已经集合了。他当时穿的还是学生时代的衣服，见到我的时候很高兴，饱含着久别之情。他说：参加军事干校后，可能要赶赴朝鲜战场，并且随时可能在战场上失去生命。他深情地对我说：“我参军走了，我们能不能再见面那就打问号了，咱们去照个相吧。”于是，我们两人去照了一张1寸照片。这照片他一直珍藏着，我因多年来颠沛流离，就弄丢了。现在我想找到这张照片，翻拍留念，很可惜找不到了，极其遗憾。
他参加军干校要走的时候能告诉我，彼此见一面，可见他和我之间的感情是不言而喻的。结业后，他被分配到济南空军干地勤，做维修飞机的工作，伯母十分想念他，可当时他刚毕业出来工作，没法请假回家。伯母没出过门，只有先找到我，让我陪她前往。我领着她上济南空军机场探望。之后这段时间，我们俩一直保持着通信联系，直到我1957年被划成“右派”以后，我考虑到要是让部队知道他和一个“右派”弟弟常联系，那就找麻烦了，于是从这之后我就主动不联系他了，一直到20世纪70年代他转业回到济南我们才恢复了交往。
他1970年转业。转业颇费周折，正好当时的转业政策是哪里来回哪里去，他是农村的，就是复原回家务农。好在他是从济南学校参军的，找了好多人写了证明才勉强转业到济南机床六厂，从学徒待遇起薪（军衔是中尉）。
后半生他过得坎坎坷坷，他妻子转到济南以后不长时间，得了精神分裂症，他把妻子送到精神病院，为治妻子的病，他把自己那点儿转业金都花完了。我落实政策回玉门时，他还向我借了30块钱。他那时候孩子都小，就靠他一个人的工资养家，好在后来长了几级工资，落实政策，转为干部。不过这是1981年之后的事了。
在“文革”期间，有一次我上济南办事，上他那儿住了一宿。他也不怕被我这个“右派”牵连，待我很热情，还拿出酒来招待我。那时候他家经济并不富裕，三个孩子都还小，嫂子正生着病。这时候正是林彪事件发生后不久，我说：“出了这种事，毛主席脸面上不知道是怎么个颜色。”我这话一出，吓得他脸都变色了，因为在当时的政治高压下，这种话对别人是不敢轻易说的。我又说：“你怕啥呢？在你这个房间里边，你只要不揭发我，还有啥事？”我知道他不会出卖我。还有一次他对我说：“现在鸡蛋涨到4分钱一个了，以前2分钱一个，这是咋回事？”我说：“涨到1块钱一个才对着呢。”他质问我是啥意思，意思是物价稳定才是国家昌盛繁荣的一个象征。我说：“你是吃鸡蛋的，我是卖鸡蛋的，我当然希望一块钱一个，鸡蛋的价格是国家规定的，也就是农业补贴工业政策，压榨农民。”
他是个极其认真的人。20世纪90年代中期，他已退休好几年了，我也已退休了，伯母早与他在济南生活。当时伯母得了肠梗阻，都十多天了，吃不下东西，喝口水都能吐出来。我去探望，看着病情危急，我们就说起怎么处理后事来了。我提议说：伯父逝世早，抚养你很不容易，伯母的丧事一定要认真办理，不需大办，将骨灰送到老家按习俗办理即可。他说：“我是党员干部，那么处理影响不好。”这时改革开放已经好多年了，我说：“你简直是不在人世上活，现在都什么时候了？你当个技术科长，是党员，现实社会中人家谁看得起你小小科级？还影响不好？那些当官的，把丧事、喜事办得隆重张扬，恨不得全世界知道。咱们这样够低调了，你还怕群众影响？”但无论我怎么说，他还是犹豫不决。他的这种固执，正是代表了他对党忠诚的正直人格，以及对党和国家的责任心。
后来，伯母度过危险恢复健康，不幸他比伯母还早逝——那是因为他伺候一个生活不能自理的妻子和九十多岁的老母亲，承担一切家务累死的（胰腺癌）。
堂兄王道岺
我与他是血缘关系相近的堂兄弟，这样的堂兄弟我有十几个，但我和他关系最好。他去世前病重，我专程去看过两次。他去世当日，他孩子晚上给我打电话，说第二天就火化。我想立马赶过去，当时坐别的车已来不及，只有找了辆私车去济南。遗体告别时，我跟主持人说：“我写了个悼词，可以读一下吗？”他说：“没有这一项议程。”既然这样，也就作罢，但是我复印了好几份给在场的参加遗体告别的人发了。
居所的变迁
1947年，我第一次结婚（1956年离婚）。土改的时候，老宅分给了贫下中农，我们一家就搬到喂牲口的院子里面住了，那里都是低矮的土坯房，三代人住房紧张。也是在这一年，我偷偷离家参加革命，之后只在学校放寒暑假才回来住一段时间。一直到1961年“右派”问题当作人民内部矛盾处理才被迫回到家乡。时隔14年，我与大祖母和父母住在一起。这次回来后，经人介绍，我与也是二婚的刘翠霞结婚。原来的房子倒塌了两间，结婚无房可住，于是只能去亲祖母那边借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