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入日本监狱，宁死不屈
其实我家不止我一个人是八路军，我二舅、三舅也是。二舅和三舅在保定开了一个水车厂，这个水车厂表面上是工厂，但实际上是党的地下交通站。
我回乡之后二舅让我去他那个水车厂工作，白天帮工人们做饭，晚上为前来开会的地下党站岗放哨，或做一些情报工作。
日本侵略者统辖下的汉奸队伍叫治安军，我二舅明着是治安军的情报员，实际上是八路军地下工作者。二舅有一个街坊，这个街坊的外号叫“崔大嘴”，他在治安军中负责给我二舅打下手，也是一个地下工作者。
有一次治安军协同日军与八路军作战，我二舅按照地下党之前订下的计划带着人把他们后方的司令部给包抄了。治安军从前线回来后发现后方已然瘫痪，不由得勃然大怒，怀疑军中出现了八路军卧底，遂逐一开始排查。
此时此刻，崔大嘴害怕了，在日军清查时当了叛徒，把我二舅供了出来。日本人迅即地把我二舅逮捕，并且抄了他的家。二舅出事的事情我还是后来才知道的，日本鬼子侵略者顺藤摸瓜地找到了我，把我也抓进了他们的监狱。
记得那是一个夜晚，厂里的工人都已经睡熟了，这时只听见院子外传来一阵嘈杂的声响，大家还没来得及从睡梦中清醒过来，“嘭”地一声门就被踹开了。我和一名工人一见事情不妙，迅速躲在了柴火垛里，接着就看见那些日本兵把工人一个一个地拽到了院子里轮流打，看起来好像要搜些什么。一无所获之后他们骂骂咧咧地离开了，这时候，我和那名工友赶紧出来把工人们聚集到一起，叮嘱他们迅速离开，万一一会儿那群日本兵再卷土重来就不好了。
工人们离开之后，我继续留在工厂值班。不出所料，日本兵果然又来了，并且抓到了我。这时他们队伍里有个汉奸说：“抓走他外甥也行，他外甥姓崔，也当过八路军。”
就这样我被关进了监狱，刚一进来那些日本兵就拿着刺刀对着我的臀部狠狠地捅了一刀，痛得我倒吸冷气。接着他们开始用皮带抽打、用脚踹，打得我鼻青脸肿，脑袋“嗡嗡”作响。他们正打着，又进来一个日本人，生气地用日语叽里呱啦地说了一通。我被打得头昏脑胀，也听不懂那些日语是什么意思，只见他话音刚落，原先打我的日本人又找了一根很粗的棍子变本加厉地接着打。几棍子下去我就不行了，只觉得眼前越来越模糊，他们说话的声音越来越远，后来就昏迷了过去。
打完后，我被拖回了牢房，路过第一间牢房的时候我吃惊地发现里面竟然关着我三舅，他穿着一件青色的大衣，看样子还没被拷打。一看见我，三舅就哭了，我心里也难受。三舅的年纪其实比我还小4岁，那会儿他刚刚19岁。
我被关在了第二间牢房里，这时我听见隔壁的牢房有人呻吟，这声音太熟悉了，那是我二舅。我这才明白二舅在我之前挨了打，这会儿正痛得不行。家里一下被抓进来3个人，三舅还那么年轻，我当时的心情真是非常糟糕。
我在监狱里的那段时间每天要过一次堂（就是审问），他们对我灌辣椒水，让我坐老虎凳，用尽种种手段逼我招供。其实我心里明白，那些所谓的情况，如果我说了，对二舅、三舅都不利，而且还会使我们党蒙受损失，我绝对不能当叛徒！我已做好了不再活着出去的准备。和我同住一间牢房的人叫赵继武，通过了解我才知道他和崔大嘴好像有些私人恩怨，所以和我二舅一起被抓了进来。每次我挨完打回来疼得动也动不了，赵继武就帮我揉身上疼痛之处。
这真是一段噩梦一般的日子，我在监牢内整日整夜地忍受身体和心里的双重煎熬，不知道这段地狱般的日子什么时候才是尽头。其实我二舅也着急，家里人都被抓进了监狱，谁心里能好受？在审问的时候他一口咬定：“我这外甥跟我没有一点儿关系，一个是住得远，再一个也好多年没见面了。”
后来，大约又过了一个星期左右，我家附近两个村的村长，一个姓焦，一个姓赵也被抓了进来，他们和我二舅一起被审问。其实邻里乡亲离得不远，大家相互之间都认识，但在受审的时候他们立刻明白了我二舅说不认识我的用意，帮忙证明说：“他（我二舅）说的是真的，这事我们都知道，他们俩没怎么见过面。崔泉的家离他二舅的村子有45里地呢，他（崔泉）一直在自己家里种地，这才刚来没几天就被你们抓了进来，什么事都不知道。”由于这两个村长本身的嫌疑不是很大，再说毕竟是一村之长，日本人还有用到他们的时候，所以最后我和他们俩（村长）一起被放了出来。
在监狱被关了二十多天后重新获得自由，看见外面的世界，我心里真是百味陈杂。一方面为自己所受的牢狱之灾感到心痛，另一方面又为可以重见天日而感到欣慰。紧紧尾随着喜悦而来的是内心深深的不安：我的二舅和三舅还仍然在那个暗无天日的监牢里关着。不幸的是，他们最终都没能活着看到解放。三舅是在美军飞机轰炸监狱时被炸死的，更不幸的是我二舅在解放之时，县里已经为他安排好了工作，在即将赴任前夕的一个夜晚，他被一位熟识的朋友喊去吃饭，谁知这个所谓的朋友早已叛变革命，当晚二舅就被特务枪杀了。
落入日本监狱，宁死不屈
1952年镇压反革命运动的时候，崔大嘴因为叛变革命、出卖八路军而被枪毙，这也算是告慰我二舅、三舅的在天之灵了吧。
1948年11月5日，解放军围困保定。11月22日凌晨，驻保定国民党军政人员逃往北平。解放军随即入城，接管人员也陆续进城，建立保定市人民政府，为冀中区直辖市。1949年北平（现北京）解放。
闻知解放的消息大家高兴极了，街上的人们敲锣打鼓地庆祝。苦难的日子终于熬到了头，我们从心里感激党，感激毛主席！
我的第一份工作
1952年我和几位朋友来到保定车站的煤铁公司做抬煤工作，在这我也吃了不少苦。
煤厂原来的抬煤工人已经相互熟识，对于我们这几个新来的人很排斥。因为我们来了，有人有可能失去饭碗，所以他们的想法也是可以理解的，反正就是看能力，有实力的人留下来，不行就走人。
其中一个组刚开工半天，就把两个新人挤兑走了，我们这个组也好不到哪去。抬煤的时候最好是两人走同样的步子，如果和你搭档的人有心迈错步伐，那挑煤的扁担就会磨肩膀。假若只有一两个人这样做还能应付，可是如果大家都这样，那这一天下来可有的受了。
和我同组的新人是满城县来的，姓魏，他找我诉苦说：“老崔，这样抬煤把咱的肩膀都磨破了。”他这话可真是一点都不夸张，扁担那么硬，煤又那么沉，整日这样磨谁能受得了？
晚上回家时，肩膀都磨破了。妻子见了很心疼，她说：“这样下去怎么能行呢？”琢磨了半天她帮我想了个办法：在肩膀上垫一个裹着薄皮子的鞋底。可是这样做的用处也不大，装煤的筐子很大，那些铲煤的遇见我们这些新人都是用铲子拍，连带用脚踩，瓷瓷实实地装满满一筐，然后说：“老张，你跟他抬一筐煤。”等下一筐又说：“老四，你和他抬一筐。”总之，他们绝不会让两个新人共抬一筐，故意看谁能经得住考验。
有一天，姓魏的工友找到我说：“老崔，吃完饭咱们俩去河里洗洗澡吧！”我一听这话，就明白其实他是想找我说说话。晚上我们来到河边，果不其然，在洗澡的时候他问我：“老崔，你还干不干？咱的肩膀都烂成这样了。”我说：“我来之前有人交代过我，咱这里也有好人，就是得慢慢来。咱们再忍一个星期，过了这段时间可能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