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了很久之后，我听见了“哒哒”声，原来是一辆小驴车走了过来。我就从管道里出来，赶紧向赶车的人走了过去，说：“请问现在几点了？”这个赶车的见路上突然冒出来一个人来，倒是把他也吓了一跳，还以为遇见劫道的。我看他一脸惊魂未定，连忙安慰说：“你别怕，我是行路的，我就想问一下现在几点了？”他这才放心说：“刚刚凌晨1点。”
我一听他的回答，心里顿时凉了半截，现在才凌晨1点，班车要到6点才来，这地方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我可怎么挨过这中间5个小时啊！凛冽的寒风“呼呼”地刮着，我这么一直站着，脚都要冻麻了。
想了半天我决定沿着路向前走，到了玉泉路，我发现路边有两间大敞房，这是人家白天开饭馆的房间。我摸了摸他们的锅台，心里顿时雀跃起来，那锅台还热着呢！我坐在锅台上，把几乎冻僵的脚放在了灶坑旁，总算是暖和起来了。正当我心里高兴的时候，突然发现鞋子着火了，原来我的脚离灶坑太近了。我赶紧在地上踩，鞋上的火倒是踩灭了，但是鞋底也掉了。我丧气极了，上班还得抬煤，鞋底掉的话我怎么走路啊！好在敞房旁边有些废弃的草绳，于是我捡了几根草绳将鞋马马虎虎地捆了起来。
好容易等到汽车过来，我立刻跳了上去。走到火车站之后，我们主任看到我这副模样，不解地问：“哎呦！老崔，你这个鞋子怎么还缠着草绳子啊？”我说：“你看，鞋底掉了。”他问：“怎么会把鞋底弄掉啊？” 我把自己的经历讲了一遍，周围的人一听，都开始哈哈大笑。我说：“都快把我急坏了，你们竟然还笑我！”
这个在当时颇为狼狈和痛苦的经历，多年后再次回想起来，心态已经不同，可以一笑置之。但是就当时而言，那种困窘确实是我们家一直以来真实的写照。
难忘的经历
1955年，天津的杨村修机场跑道，需要从丰台火车站调配人员过去支援，每个组抽调两三个人，我们组就把我给调去了。修完跑道之后我没有能够回到原组，而是被调去了“怂人班”。“怂人班”是一个组的外号，因为这个组里面工人的年纪不是太老就是太小，力气都不行，所以得了这样一个外号。在“怂人班”里我吸取了以往的经验教训，知道自己最好找几个伴，要不然受欺负的时候都没有人帮忙说话。但说实话，“怂人班”可能干活不如别的组，但是从组长到组员人都很好，也没有欺负人的现象。
只是在干活的时候，大家都奇怪地说：“这小伙子真棒！这么好的小伙子怎么到‘怂人班’来了？”后来负责人力资源调配的马洪才见我身体这么好，活干得也漂亮，就把我调去了第四组，并任命我担任组长。
1957年的冬天，我又被抽调到了机动队里。机动队的人员都是从各个小组中抽调出来的棒小伙，哪有急活就去哪工作，一般都是去天津、保定这些地方。有一次我们坐着拉煤的敞篷车到天津出工，车上也没座位，大家只好把煤堆扒了一个窟窿坐着，冷风刮在脸上像刀割一样疼。到达天津之后大家都快冻僵了，其中有一个人已经动弹不得。附近唯一一个可以避风的地方就是扳道房[5]，扳道房的人当时不愿意让我们进去，一群人围着他软磨硬泡说了半天他才勉强答应。到扳道房里呆了很久，被冻僵的工友才慢慢地缓过来。
这是冷的时候，但是热的时候也不好受。火辣辣的太阳当头照着，我们挥汗如雨，有的工友被晒脱了皮，晚上一碰就像烫伤了一样疼，还有不少工友被热得中暑了。
1958年，“大跃进”开始了，为了响应党的号召，我们车站特别建立了一个小的钢铁厂，而且不再用肩扛货物，改成了用小车拉货。在我担任第四小组组长期间，我的上司是一位从桥梁厂调来的书记，他姓强，看我既瘦又不爱说话，强书记当时也不了解我。刚开始的时候，组里说开会推举工友涨工资，组上的一位工友提议：“崔泉怎么样啊？”结果他提议完之后强书记也不做声，他不发表意见，其他人便不说话了，于是这次会议不了了之。这样的会议开了三次，最后一次，一位姓许的工友按捺不住了，站起来说：“我们这个会议连着开了三天，至今没有统一意见。我有个想法，老崔的工资在咱这一群人中最该涨，因为他不仅做自己的工作，还帮别人干，而且毫无怨言，所以我的意见是给他涨。”这时候大家一致举手，同意给我涨。所以我的工资涨到了74.5块钱。
他对我看法有所好转应该是因为我工作比较主动，肯动脑筋，不怕吃苦。
“大跃进”的时候讲究少花钱、多办事，有一项工作是把螺丝的螺丝帽去了，再把螺丝杆焊接在一起留作他用，这个工作进行得一直不顺利，接不好。有一天他去开会了，我们几个不开会的闲着没事干，我想他们这会一开就得半天，这时间不能白白浪费了，就对其他工友说：“咱先试试这个焊接工作吧？”我想了一些办法，结果出来的成品很不错，完成得挺漂亮。他回来后发现我已经把焊接工作漂亮地做完了，很是满意，说：“做得真不错，这个工作就由你来做吧！”
“是金子在哪里都会发光”，这句话诚然不假，一个人只要踏实肯干，就一定会得到认可和赏识。
扶持弟弟们
我是一个沉默寡言的人，一般情况下别人怎么说我就怎么做，轻易不发表意见，所以如火如荼的“反右”和“大跃进”对我本人而言没有直接的影响，甚至我在自己经济条件都不太好的情况下还把弟弟们从农村带了出来。
1954年二弟买了盖房子的材料，但是盖不起。这时我祖父母刚去世不久，他们的丧葬费都是我找人借的钱，旧债没还完又赶上家里盖房子，真是把我为难坏了。
可我是家里的老大，总不能眼睁睁地看着弟弟没钱盖房子啊！东拼西凑总算借来了180块钱，这在当时可不是个小数目，那会儿有的粮食1块钱能买15斤。二弟家也是挣扎在温饱线上，哪有钱还我？因家里后来实在太困难，他只好去西北临河打工补贴家用。二弟媳带着孩子生活艰难，就来北京投奔我。我给二弟媳找了份当保姆的工作，她的孩子就住在了我家，我们本来就不宽裕的经济这下更紧张了。二弟在西北工作了一段时间身体就不行了，总是腰疼。北京通县双桥有一位老太太，据说看腰疼的病看得不错，二弟就自己从我住的小井步行去通县看病，然后再步行回来。
1958年我又找朋友帮忙，把他介绍去了兰州工作。当时帮忙找工作的朋友叫李魏，我们是义结金兰的兄弟，关系特别好。他不仅帮二弟找到了工作，还把二弟媳以及孩子们带了过去，并且安置妥当。
二弟去兰州的时候和我四弟一起，四弟中途返回老家，二弟坚持了下来。最后二弟去了东北，现在他的几个孩子还都在牡丹江车站工作。他的孙子考上了北京的大学，毕业后就留在了北京，后来又调去了沈阳。
二弟他们现在不经常来北京，一个是因为年纪大了，另外一个是路程太远，来一趟挺不容易的，而且我二弟身体不好，他属牛，比我小三岁，现在得了尿毒症，每周都要透析，所以我们平时多半是靠电话联系。
三弟1958年也从老家出来了，但是他在城里干到了1960年就又回去了。现在他们的儿子盖了房，生活挺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