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一家同心协力，生活也还过得去。“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生活也大都如此。
长辈逝世
1954年，我的祖父去世了。祖父的丧葬费对于本不宽裕的我们家来说是一笔不小的开销。雪上加霜的是祖父刚刚去世40天，我的祖母也去世了。弟弟们没有什么办法，父母能力也有限。我只好开始借钱，跟同事借一点，跟朋友借一点，总算让两位老人入土为安了。
母亲1960年来到了北京跟我在这里生活，当时我父亲没有跟着过来，他的户口还在家里。1960年是“大跃进”的后期，农村自己家里都没粮食，天天吃大锅饭，最后吃得公粮也没有了。
母亲来到我们家之后感叹：“城里的状况真是好多了，在老家吃不饱。”听了母亲的话，老伴对我说：“咱爸如果今年春节来咱们家，就让他提前来，这样可以多住几天，别待一两天就走了，（农村）家里也没有粮食，吃都吃不饱。”我说：“行！”
但是过年的时候我父亲只在我们家住了12天就要走。父亲说：“我走吧，我在你这待了12天了，也该回去了。”
我急了，便问：“你回家，家里没粮食，你怎么办啊？”
父亲说：“你娘抱养的那个妹妹也在家呢，不行我就到她那去。”
父亲去世很久之后我还时常想，如果当时他真去我妹妹那就好了，也许就不会那么快就去世了。
父亲回家后就开始感觉浑身发冷，当时家里除了我的一个兄弟外就没有别人了。为了让父亲发汗，他就在父亲的胸口放了一个灌满热水的大瓷壶，然后又在父亲身上蒙了一床被子，并用绳子把父亲连瓷壶带被子一起绑了起来，让他出汗，结果汗出了，人也不行了。
接到家里电报的时候，我心里很吃惊，父亲走的时候还好好的，怎么回去不久就不行了？我到家后看到父亲已经被停在了院子中，此情此景让我心中万分悲痛。
父亲去世后的丧葬费用再一次落在了我的肩膀上，一个最普通的裱皮棺材（棺材外面是平整的，但是里面做工很粗糙）都要190块钱，而我一个月的工资才74.5块钱，还有一家老小等着我养。就算我不吃不喝也得将近3个月的工资才够买个棺材。
乡亲们体谅我上有老、下有小，还要独立抚养一家人的困难，所以都愿意借钱给我。大家还出主意说：“你去和单位的工会借一点钱吧，看他们能不能照顾照顾你。”可是我的工龄不足8年，不够条件工会就不借钱。怎么办？乡亲们凑的钱有限，我自己的钱更有限，我就去找领导，想问问有没有办法。
可能由于连日紧张焦虑加之压力太大，我在领导办公室突然晕倒了，醒来之后发现自己已经在医院了。领导问我：“怎么回事？怎么突然晕倒了？”我就把家里的情况说了一下，表示想找工会借一点钱，领导听后沉思半天，很为难地说：“这钱还真不好借啊！”
后来同事和朋友知道了这件事，大家纷纷慷概解囊帮忙凑齐了190块钱，这笔来之不易的钱对于当时的我来说简直就是雪中送炭，我怀着复杂的心情把这笔钱邮回了家。后来很长时间我才把这笔借的钱还清。这件事跟我儿女们都说过，肩上的担子太重了，总要诉诉苦，不然就怕自己撑不住。但是我能说出来的苦也只是生活中经历的一部分而已，还有更多的是那些说不出来的苦。
1980年我的母亲也去世了，母亲的去世说起来也让人颇感遗憾。母亲本来在我家住，1980年的冬天，我的四弟来北京买缝纫机，想顺便接母亲回老家过年。当时我已经退休了，不过为了增加收入想去东铁匠营打工，我临走之前还反复告诉母亲：“娘，明天您可千万别走啊！这两天正冷呢，一走您的气管炎要犯了。”母亲说：“好，我不走。”母亲既然这样说，我就放心地上班去了。
但是后来母亲还是走了。母亲回老家后大概有一个月的时间吧，我还和我的大女儿念叨：“你奶奶都回家一个月了，这么冷的天，我怕她的病又犯了。”孩子安慰我说：“没关系，先给奶奶寄点药回去，等过完年咱就把她接回来。”我一想，也行，于是就安心了。可是没过几天我就收到了老家发来的电报，说母亲不行了。
这件事在我心头别扭了好久，我总觉得要是我母亲没有回去，说不定就不会走得这么快。大冬天的，母亲本来就有气管炎，说走就走了。老人家的身体哪能这么折腾呢？至今想起此事，我心中还是深感不安与遗憾。
工作后两次回家
1967年之前没有按照工龄拿工资这一说，都是计件工资，卸一整车的煤给9块钱。像我这种装卸工，干得多就拿得多，为了多拿工资我就拼命地干，最多的时候每月能拿一百多块钱。
当时还有一个说法就是“抢牌”，比如说我们一共分成了10个组，但是来了11个车等着卸货，这些车都停在卸货位的牌子处，卸得快的组就去抢下一个卸货位的牌子，多卸一个车就可以多领一个车的钱，所以大家没命地干。每次发工资之后，我留够自己的基本生活费，剩下的全部寄回老家，所以根本攒不住什么钱。没办法，家里的日子苦啊！后来我的两个弟弟一个要上西北，一个要上东北，来回折腾，每次来我这里都要额外负责他们的开销，真是物力维艰。
1967年的春节正值“文化大革命”时期，我想着是时候回家看看了。可是大过节的，空手回家不合适啊，这可把我急坏了。我老伴的手巧，经常帮街坊裁衣裳样子，而且从不收钱。街坊为了感谢她，过年过节给她送点东西，我拿的就是这个礼。
我回家带的是我大女儿，那时她也才13岁。当时我有个住的离我家大概有二十多里地的姑姑，我想，我都出来这么多年了，还是先去看看我的姑姑吧。到姑姑家之后，才发现我的这个表弟（姑姑的儿子）已经结婚了，只是姑姑当时理解我要养活一大家子人不容易，所以没有通知我。在这种情况下，我拿的那点东西只好就放在了姑姑家，这让我心里难过极了，没了东西，两手空空怎么好意思回家呢？
不巧，第二天我弟弟也来姑姑家了，他看见我在这儿，就很吃惊地问：“哥！你怎么没回家？过年你怎么上这来了？”我心里本来就不舒坦，他这一问，我觉得自己真的受了很大的委屈，于是就哭了。这边表弟结婚我没有随礼心里已经很不舒服了，那边我还要空着手去见父母，进退两难啊！
我哭着说：“我怎么回家啊？父母都在呢！我拿着东西来看姑姑了，再拿回去也不合适。可是要是不拿的话，让我空着手怎么回家啊？”
弟弟说：“没事，老人都在家呢，你一定得回去啊，咱们一起回家看看！”
于是我和弟弟还有姑姑家的表弟一起回家了，这个年真是过得伤心极了。
回单位之后我想起这件事就掉眼泪，一分钱都没有，只好硬着头皮回家了。我们车站的书记看见我这个情况就问班长和同事：“老崔为什么总是哭呢？他看起来很不开心。”班长他们就说：“因为他回家没钱给老人买东西。”书记听了之后沉默了一会儿说：“既然是这种情况，下个月就给他多发一些补助吧！”
一个人的心里到底能够承载多少苦难？那些不如意的事情就像石头，一块一块地在不经意间压在了我的心上，使我的心变得越来越沉重，而1967年春节发生的这件事，就是我所不能负荷的最后一根稻草，终于使我崩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