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弟也是1958年从老家走了出来，经过我的介绍，他来北京后在橡胶厂工作。1960年又去浙江定海当兵，1966年的时候被提拔为舰长。这时我母亲坚持要让五弟回家，部队开始不愿意。母亲说：“老五最小，不行，一定要让他回来！就说我病危了。”一封电报把五弟哄骗回来了。五弟现在家里的情况也不错，他儿子自己开公司，经常来看我。
小女儿生病
1958年“大跃进”的时候，我在车站整天没日没夜地干活，后来又赶上了“大炼钢铁”，这样一来我们的任务更重了。在这繁忙的档口，我二女儿生病住院了，可我根本没时间回家。后来女儿的病好不容易有所好转，结果在外面又吹了风，这一折腾，她的病情更加严重了。医生当时说孩子不行了，治不好，所以根本不接收住院。也有人劝说，都病成这样了，顺其自然吧 ！
好好的一个孩子，怎么能舍得呢？后来铁路医院的一位老大夫跟我老伴说：“我想个办法吧，听别人说中西医结合会产生意想不到的疗效，不然你们试试？”
老伴听了之后赶紧派大儿子去单位找我，儿子说：“爸爸，现在医生有个办法，但是这个药挺贵的，你敢花钱吗？”我想都没想就回答说：“敢花！只要能治好你妹妹的病，多少钱我都敢花！”
就这样打了一针，抓了两副中药，一共花了360元（针药剂180元，两副中药180元）。抓完药的当天晚上我就在单位的宿舍把药煎好，然后冒着雪给在医院的女儿送了过去。那时候我大女儿四岁、二女儿两岁，可以扶着东西自己走路，看起来特别可爱。二女儿吃完药的第二天早晨我又去看她，正好我老伴抱着她在病房里玩呢，见到我，她开心地喊：“爸爸！”然后又说：“爸爸，你吃馒头吧！”我一听她清脆的声音，眼泪“唰”地下来了，说：“哎哟，我的孩子终于保住了！”
人都有困难的时候，可是再困难，孩子生病了，就算砸锅卖铁这该花的钱也得花。我的儿女们现在都很孝顺，我生病后住院，孩子们轮班照顾我。
困难时期自己种麦子
1948年我的大儿子出生；1954年我的大女儿出生；1956年我二女儿出生；1959年二儿子出生；1964年小儿子出生。所以到1958年的时候我们家一共是我和老伴、我的母亲、我的大儿子和两个女儿共6口人。老伴没有工作，家里经济上就靠我一个人。
1959年 “三年自然灾害”开始，粮食定量分配了。我们家光靠定量供应的那一点粮食怎么够吃？第一年还好，1960年的时候生活就很紧张了。那时我每个月粮食的定量是65斤，随着困难形势的发展，后来减少到43斤。而且是粗粮多，细粮少，得搭配着吃，不然肯定不够。
为了能够改善家里的生活，我自己种了一些“十边地”（一般指田头河边那些荒地）。这块地原来是我们铁路宿舍旁边倒垃圾的地方，我先把地上的垃圾全都清走，挖出了一个深2米左右的坑，再把垃圾和煤渣子填进去，最后把土盖上。再把种子种到这层土地上，给种子一个好的生长环境。我每天晚上6点下班，一下班我连饭都来不及吃就干活，晚上9点才回家吃饭，第二天早晨4点再起来接着干。地面上的垃圾我清理了一个多月才算是清理干净。
邻居见了都说：“你简直成神人了，真能干啊！”从小我就在一个比较艰苦的环境中成长，经历的苦难太多了，幸运的是一次次磨练都挺了过来。我当时的想法是：我给别人干活的时候都玩命干，给自己干活的时候更不用说了。
第二年（1960年）我家的“十边地”种上了庄稼，我大儿子那时候也就12岁，但是已经知道帮我干活了。这块地紧邻着村子，村里人散养的有鸡。麦子刚发芽的时候，村里的那些鸡都来玩命地啄麦苗吃，我和儿子就去找酸枣树的枝条在麦地周围围上一圈篱笆。但是我们围的篱笆有些矮，鸡可以轻易地飞进去。
我们车站里一位姓董的主任见到这种情况说：“老崔，你看你那麦苗都要被吃完了，这还了得？你下了这么大的功夫收拾这块地，要是被鸡吃了多心疼啊，我给你拿点耗子药让它们吃了算了！”可是我觉得这些鸡都是别人家养的，这么做着实不合适。
除了鸡吃麦苗这个问题外，我们给麦地浇水也被累得够呛。我们的麦地是我自己拿炉煤渣填出来的，不同于普通的田地，炉煤渣渗水特别快。大儿子每天早上要先挑10挑水浇地后再去上课。到现在我女儿还开玩笑说：“我哥哥个子不太高，就是那时候挑水压的。”
这么折腾下来终于熬到了秋季收获的时节，我们这片“历经磨难”的麦地最后收了七八十斤小麦，也算对得起我们辛勤的劳动了。可是尽管这样，粮食还是不够吃，为此我们想了许多办法。
捡白薯
“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我已经把小弟从老家接到了北京，而且帮他在北京橡胶厂找了工作。
有一次小弟回来说，因为粮食不够吃，饿了就只能用水冲点酱油喝。我老伴听后，心疼地说：“这样哪成啊？他那么年轻，这样下去身体会垮的。让小弟每周日回咱家吧，就算咱们少吃点，也得让他吃饱。”我那时每天就吃一顿饭，走路的时候腿都发软，连说话的力气也没有了。和同事们一起下班，路上大家不说一句话，不是不想说，而是实在没力气了。
家里人多粮食少，怎么办呢？那时农村秋天要收白薯和土豆，我们就等他们都收完了，再去地里刨，运气好时能捡到几块。后来时间长了，去地里刨土豆和白薯的人就多了，“僧多粥少”，我只好带着孩子们去较远的地方。
由于我在铁路部门工作，有免票，就带着12岁的大儿子和6岁的大女儿一同到了涞水。我们一整天没吃没喝，去了好多田地，才捡到一面袋白薯，为了方便携带，分装成了两个袋子。那一天，正当我们路过一块地的时候，忽然来了一大伙人，其中领头的那个人说：“把白薯全倒出来，这块地是我们的，你们捡的白薯也是我们的。”这些人看起来凶神恶煞，周围已经有人把袋子里的白薯倒了出来。
当时我很生气，心想：这些白薯又不是在你们这捡的，凭什么留给你们？于是挺身而出，与他们理论，我说：“这些白薯是我们一天滴水未进，走了很多地方才捡到这么多。我们现在刚到这块地，还没开始捡呢，为什么要留给你们？”领头的那人蛮横地说：“那也不行，方圆几十里的地全是我们的。”我说：“就算是你们的，那也是农民收割完后，我们才来的。我们辛辛苦苦捡白薯的时候你们去哪了？现在我们捡到白薯，你们才出来就是你们的，这样讲理吗？”他们人多，听完我的话，都向我围了过来。旁边一些捡白薯的人见状也开始你一言，我一语地抗议，说那伙人太过分。
大儿子见状急中生智，一手拽起一个面袋，悄悄地喊大女儿跟着他走。也不知年仅12岁的他当时哪来的劲，两袋白薯加起来有二三十斤重，他拎着白薯，带着妹妹跑得远远的土坡后，然后嘱咐大女儿说：“你在这里看着白薯，我去找爸爸。”大儿子回到我这边，那些吵架的人一看，吵了半天，白薯也没了，不甘心地说了句：“走着瞧！”就离开了。
都说“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大儿子当时上6年级，他明白，第一，我这个当爹的说得对。第二，把饿着肚子捡了一天的果实拱手让给别人，家里人吃什么？他从小就为家着想，参加工作后，他除留够自己的饭钱外，将余下的工资全都交家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