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70年代的时候我又回了一趟老家，还是和我的儿子一起回去看我母亲。当时我身上带了1块5毛钱，是我留着回保定后买返京车票的钱，所以没有留给母亲。
看完母亲之后我就带着儿子往回走，路过我姑姑家的时候遇见了我四表妹（姑姑的女儿）带着孩子。我表妹见到我很开心，她说：“哥，你看我们也去保定呢！咱一起回去吧！”表妹的丈夫是保定人，她的家就在保定。到了保定后，我三表妹说：“我姐在石家庄呢，我想带着立冬去看看她。”我想让孩子去看看他表姑也挺好的，但是要去的话孩子身上最好带些钱，我就给了孩子5毛钱。可是后来孩子说：“爸，你还是把那个1块钱给我吧，我拿5毛钱去表姑家好像不太合适。”我一想，孩子也算是个大人了，拿5毛钱好像确实不太合适，于是我们俩又换了一下。那段日子过得真是捉襟见肘啊！
“文革”中我为老干部鸣不平
作为新中国成长过程中无可回避的一个阶段，我在“文革”中的遭遇算是比较幸运的，我认为那些造反的人肯定得到了上层的支持，至少是默许，所以我平时从来不敢多说一句话，就怕说错话，而我们的书记就没有这么幸运了。
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我们的书记姓翟，他办公室的桌子上放着一个石膏做的毛主席半身像，很精致，但是有一天他突然发现这个石膏像的面部出现了一道裂纹。这在当时来讲可是一件大事，他不知道怎么办才好，就报告了党委，党委当时给的意见是把这个石膏像给埋了。他自己回来一琢磨，总觉得埋了不合适，让别人知道会说他不尊敬毛主席。左思右想，他决定还是先把这个石膏像收起来。于是就找了一块火车打旗语用的绸子，红红绿绿地包好放在了存放军用加工器材的地方。但是这些器材后来被负责器材管理的阎杰义挪到了仓库，阎杰义并不知道此处还放着石膏像，所以都一起挪了过去。
这些器材被使用完了之后大家才发现地上还有一个包裹，打开一看，可不得了了！此时毛主席石膏像的脸上原先的一道裂纹，经过了这些折腾之后，直接破成了一个窟窿。翟书记知道这件事之后更担忧了，就把石膏像拿到办公室的更衣箱里锁了起来。不久“造反派”夺权，把他的钥匙抢了去，这时他们发现了箱子里这个破碎的石膏像。造反派说翟书记对毛主席大不敬，就给他戴了一个纸糊的高帽子，拉着他游街。
负责批斗翟书记的人叫李平，我们俩是老交情了。他也是贫苦农民出身，早先他们家垒墙头、刨土豆什么的我都会去帮忙。我看到翟书记的这种情况就对他说：“不行，翟书记太冤屈了，我得找人说说情况。”
李平听了我的话立刻反对说：“你可别说，现在这种情况你帮他说情，说不定连你一起打成反革命。”
我说：“不至于吧，怎么能打成反革命呢？我也是贫农出身，革命工作干了这么多年，应该不至于。”
于是我找到了“造反派”这边一位姓马的，他是全权负责这件事的，我就把翟书记的情况跟他说了一下。他听过之后微微皱了皱眉头，问：“谁能证明这件事呢？”我急忙说：“阎杰义可以，他负责管理仓库器材。”马同志就说：“那赶紧把他给我找来。”
“造反派”的其他人就把阎杰义喊了过来，他又把事情说了一遍，马同志一听，和我说的一样，就相信了，第二天就停止了对翟书记的批斗。
李平在“文革”时整人挺厉害的，看他的情况我心里很担心。俗话说“花无百日红”，现在趁着得势这么折腾别人，等哪一天被整的人翻了身，可怎么办？我天天说他，最后见他依旧执迷不悟，索性贴了他一张大字报。
李平见到大字报之后找到了我说：“崔大哥，你怎么也干这种事啊？”
我装作不知道，问：“怎么啦？我干什么了？”
他有些委屈，说：“你怎么也贴我的大字报？”
我语重心长地劝他说：“你呀，太糊涂！别人指使你干什么你就干什么啊？你别听他们的！”
李平心里也知道我这是“爱之深，责之切”，但是嘴上还是说：“你别管，这事你别管！”
后来李平手下的那些红卫兵见我贴了他的大字报，感到很生气，于是也贴了我一张大字报。我看了又可气又可笑，我当年在战场上浴血杀敌，现在倒还成了“反革命”？
李平后来也知道了这件事，他心里尊敬我，即使我们有分歧，也很少和我过多争执，他坚定地跟别人说：“我崔大哥是老八路，怎么可能是反革命？”
我与李平的关系一直很好，1986年的一天，我看见他在站台上坐着，也不工作，就过去问：“你这么早就下班了？”他说：“崔大哥，我有些不舒服。”回家后他就病倒了，由于在“文革”中整了挺多人，其中有一部分人在医院工作，所以生病之后他也不敢去医院，没过多久就去世了。当然，这都是后话了。
本来我只是一名默默无闻的小工人，谁也不认识我。经过这件事，我给领导留下了一个不错的印象，大家都觉得我这人耿直，很有正义感。我大儿子结婚时，车站的许多人都来参加他的婚礼，翟书记还派了我的同事岳家廷拎着东西来道喜。岳家廷来了之后引起了一阵小的骚动，大家都很好奇老岳怎么来了。老岳把我叫到一边说：“崔师傅，领导的意思是咱孩子结婚是个喜事，叫我作为代表过来看看，这些东西你拿屋里吧！”听了他的话，我很感动，赶紧抓了一把糖给老岳说：“谢谢你，真是太谢谢了！”
分房子
1972单位盖了新房子，一共14户，说是谁困难就分给谁。1958年分房子的时候我已经让了两次，把房子先给了别人，我原以为依照我家的情况，这次的房子怎么也得分给我吧，结果又没我的。
我当时挺生气，有的人家6口人就分到了房子，我家老少三代加起来一共8口人还没有。夏天湿热，为了让孩子们能睡得舒服一些，我只能到外面枕着竹扫帚睡，多不容易啊！
我越想越生气，于是去找我们的总支部书记，他一见我就立刻站了起来问：“崔师傅，你来是有事吗？”我把我的情况简单地向他反映了一下，他立刻给了我一张家庭情况登记表说：“你把这个表填一下，然后拿着这个表去找党委。”
我到党委办公室一看，里面没人，只好去旁边的财务室问问情况。财务室的同志告诉我，党委的人正在人事处的办公室开会。那会儿我正心情不好呢，也不管三七二十一就直接去了人事处的办公室。推开门一看，满屋子都是人。经过“文革”的那件事，大家都认识我了，说：“哎呦，崔师傅来了！进来，进来嘛！”我说：“你们开会呢？我有点事……”党委书记说：“有事你进来说嘛，正好我们可以借这个机会休息一会儿。”说着就把我拽进去了。
我把我的家庭情况登记表交了上去，又把我的想法说了一下。大会议室有人说：“老崔人挺老实的，因为分房子的事他都让了两回了，家里住得确实困难。现在他快退休了，这房子怎么也应该分给人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