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有一次，一个老家是浙江、从成都部队调过来的学员在学习过程中发现患上了麻风病，因为会传染，大家都远远躲开，我们只能劝这名学员退学。听说自己要被退学，那名学员情绪很不稳定，暴躁极了，毕竟能到空军学院来学习就意味着日后可能晋升，谁也不愿意在这种关节被退学。可谁劝那名学员都没用，最后还是我亲自到了他的宿舍，和他在一起促膝长谈了近2个小时，才做好他的思想工作，最后这名学员被送回了他所在的部队。
因为我对学员的耐心、负责，许多学员遇到困难都愿意来找我帮忙。当时学员队里有一个学员，原单位在四川第二航空学校，老家在东北齐齐哈尔，送到我们这里来学习。这些学员平时都在北京，只有每年寒暑假的时候才能回家探亲。分别半年，回四川和妻子相聚是再正常不过的了，可是这样的话他便没有时间回老家，这令这名学员很苦恼，于是便找上了我。我在了解了那名学员的情况之后，额外批了他几天假，让他尽快回老家探望，之后回来好安心学习。那名学员听到我这么安排欣喜至极，连声向我道谢，说我帮了他的大忙。
在我看来，学校的一些规章制度是死的，但是做学员工作时要懂得灵活处理，在没有破坏原则的条件下该变通的就变通一下，要从实际出发，不要空讲大道理但不办实事。正是我这种一心为学员考虑的作风，让我收获了学员们的爱戴和好评，自己心里也很有成就感。
政治干部高级班任职
大概到了1982年，空军学院成立了一个政治干部高级班，学员以师级干部为主，还包含军级干部以及一些优秀的即将获得提拔的团政委。我被任命为政治干部高级班主任，属于正师级，此后一直到离休，我再也没有离开这个岗位。
政治干部高级班同之前在政治系当政委的工作大同小异，都是面向学员，为大家解决难题的，只不过先后面对学员的级别有所不同。在这个过程中，我自问可以做到关心、体谅学员，对他们的困难感同身受，因此也很受学员喜爱。
在高级班时，班上有一个人在“林彪叛逃事件”发生后被他的领导送到学员班，思想包袱比较沉重。那时，我知道他心情不好，经常到他房间里找他聊天，开导他，劝导他事情还没有完全下结论，仍然在调查中，告诉他要相信上级会公正处理，是什么情况负什么责任，用不着背着包袱，无端给自己增加心理负担。我还主动和他闲聊，聊一些开心的、他感兴趣的事情。慢慢地，那人的情绪也逐渐平复了。
这样的事情还有很多，我在工作期间时常注意观察学员，积极为学员解决问题，无愧于组织对我的信任。
1984年8月，我从政治干部高级班主任这个岗位上离休，结束了我几十年的工作生涯。
回顾工作生涯
回顾我的工作生涯，虽然经历了好几个不同的岗位，但和学员之间相处的时光是我分外珍惜的，特别在最后工作的这几年，我觉得格外舒心。在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你争我斗，整日面对人与人之间的小心提防之后，能够重新回到学校，和一群满腔热血、充满奋斗精神的学员们在一起，能够切实地为他们办一些实事，感受学员对我的尊敬和爱戴，知道自己的价值，这实在是一段太让人回味的经历。
总结起来，工作了几十年，该吃的苦我吃过，该做的事我没落下，人生中没有遗憾，只有越来越好。因此，即使后来离休，我的心态也非常积极，对生活充满了期待。
“一波三折”的情路
和妻子曲折的相识过程，谱写了我们一生相守的真情恋歌。5个儿女各自成家，生活美满，孙子一辈茁壮成长，各有所长，我非常知足。
离休退下工作岗位，在家安享晚年，垂钓、养花、练书法，游览国内外名山美景，放下烦恼，敞开心境，心中更觉安宁。
耄耋之年坐看夕阳美景，更觉风光烂漫，人生惬意。
我的妻子董林原籍南京，家里兄弟姐妹6人，父亲是一个裁缝，生活非常艰难。她父亲在南京做服装的时候结识了一对夫妻，那夫妻俩见他要养活这么多孩子，便提出过继一个。由此，董林3岁时便跟着她的养父母一同生活。
难得的是这对养父母人不错，但是曾经花钱在国民党政府里买了一个“南京特别市党部候补委员”的职位。因为此事，董林的养父在解放后成了“反动党团骨干”，个人自由受到了限制，每天要去进行思想汇报，连董林在“文革”中都因此受到了牵累。
董林的养父母对她很好，一直供她读书。1949年南京解放后，董林就参军了，自炮兵学校毕业后被分配到南京军区炮兵幼儿园当幼教。
谈起我们这一路从相识到结婚，还是很有意思的。1955年，我是洛阳步兵学校学员队里的指导员，董林是南京炮兵幼儿园的幼教，两个人天南海北，完全没有关系。当时，董林单位有一个宋干事，和她关系特别好，见她一直高不成低不就的感情没个着落，心里特别着急。宋干事和我们大队政委的妻子关系又不错，俩人见面时提到此事。宋干事把董林的照片交给我们大队政委的妻子，让她帮忙在我们步校里挑选合适的人。
1955年妻子董林留影
这时我在洛阳见了一个对象，我们两人第二次见面在街头饭馆吃饭时被大队政委碰见了。结果没过两天，大队政委便找我谈话。
“你那个对象谈得怎么样？”大队政委很关心地问。
我也没有遮遮掩掩，直接说：“不行，吹了。”
“你也不要高不成低不就的，差不多就解决了吧。最近我爱人去了一趟南京，那儿有一个女孩儿挺有情调的。你看看，考虑考虑。”我至今仍记得大队政委当时的形容——“很有情调”。
和我谈话后，大队政委又回去向他爱人确认：“那个（指董林）是不是已经彻底完了？”得知“两个都吹了”才放心，而我也是这才知道她原来也见过两个人。就这样，又过了一天，大队政委来到我宿舍，对我说：“那边（指董林）说了，离得太远了，不好了解。”这事就算是中止了。
等到1956年1月，我被派到南京学习。我学习的地方距离董林所在的幼儿园只有两站地，于是这两方一撮合，便又搭上线了。我和董林是5月1日在宋干事家里第一次见面的。那一天中午，宋干事特别派她的外甥女（也是董林的同事）到我们学校接我，家里准备了一大桌子菜，还有我爱吃的饺子，特别用心，让我很受感动。而董林那天本来在幼儿园值班，还是临时找人替的她，我们才得以见面。
那阵子董林可能情绪不太好，整个人看起来没什么气色，我一见心就有点凉，对她的第一印象不是很好。后来和我一同来南京学习的同志劝我再接触接触，所以我下午回部队换了便衣，约她到中央门附近的城墙转了转。这次我们接触的时间长一些，也有工夫坐下来慢慢了解，这一谈竟让我们越来越投缘。双方定下关系以后，我们的感情也越来越好，董林是我很欣赏的女性，彼此间有很多共同和互补的地方，我对她的印象也越来越好。
1956年，与董林在南京合影
感情稳定后要打结婚报告，必须经过组织部门批准才算数。我把结婚申请表填好后寄回洛阳，本来以为以董林家里的情况会在政治审查时比较麻烦，但没想到我们大队政委亲自拿着我的申请表找到组织科，对组织科的同志说：“孙焕令这么长时间没机会找到合适的对象，好不容易确定一个，你就给他批了吧！”就这样，在1956年9月我收到了步校的批件。不过因为南京解放军政治师范学校规定学习期间不准结婚，所以我们便没有马上登记。直到10月份我毕业，我们才领了结婚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