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五七干校”劳动期间，除了自己做农活儿辛苦之外，最让我不忍的是家中所有人都要跟着我在当地吃苦。那时妻子独自一人，在人生地不熟的东北带着5个孩子，白天劳动，半夜还要紧急集合。孩子们还小，也帮不上什么忙，一听紧急集合要搞演习，妻子“噌”地从炕上爬起来，拖着孩子们穿衣服，再急忙跑出去。第二天一早仍然要继续参加劳动，时不时地还要应对旁人找麻烦。因此我总是说，妻子真是我们这个家的大功臣，为了我，为了养儿育女吃尽了苦头却没有半句怨言。
1968年冬，全家在嫩江“五七干校”合影
（前排左起：四女儿孙海青、儿子孙云浩、三女儿孙晓薇；
后排左起：二女儿孙晓莉、妻子董林、大女儿孙海燕、我）
这段记忆实在太刻骨铭心，后来我们回到北京，稍大点的孩子对那里还是充满了回忆。听孩子们讲，当时他们用水都要自己到水井里去打，然后挑回去，倒入缸里存放。东北天寒，特别是深冬时节，井沿上结了一层厚厚的冰，非常滑，水井深处的水更是到了夏天都还有没融化的冰碴。有一次大女儿孙海燕去挑水，不知怎么摔了一跤，刚打上来的水也洒了。她爬起来就哭，大人都以为是摔疼了，可孩子说的第一句话居然是：“哎呀，我的水呀！”要知道那时她才不过七八岁，却要承担起生活的重担，真是颇令人觉得心酸。不过也正是因为这种艰苦的生活记忆深入骨髓，所以在离开之后才特别想念，后来有机会，孩子们也都愿意回去看看。
干校艰苦劳动
我下放到嫩江的时候正好赶上8月份收割小麦，我们这些被劳动改造的人自然也要参与秋收。记得收小麦那些天，刚刚下过雨，地里非常湿滑，收割机一进麦田就往下陷，根本用不了，只能人工收割。收割时用镰刀，一个人割4行，放眼望去，看不见头。在此之前，我从没有下田干过这样的活儿，这也是我第一次切实体会到种地的辛苦。
工作量大，时间又紧（要赶在雨季来临前抢收完），强度最大的时候甚至连睡觉都顾不上。当地的蚊子还特别多，我们下地也没有什么防护措施。每到下午三四点钟，蚊子开始“大肆进攻”，用手一轰，从田间密密麻麻飞起一大片，随便一抓都能抓到一大把。而且这蚊子也不飞走，就拼死叮人，说我们“被蚊子吃了”那真是一点也不夸张。赶上大雨的时候，我们还要冒雨收割，大雨打在身上，可手上的活儿片刻也不敢耽误。
到中午，我们就简单吃点包子之类的东西，而且没有时间休息，连吃饭都要抓紧时间，坐在麦秆上囫囵吞咽。结束一天的收割，因为道路泥泞，拖拉机开不动，我们还要人工一点一点地把割下来的小麦扛回来。结束一天的劳动，好不容易能躺在床上休息了，可是割麦子累得屁股疼，翻来覆去地没法睡觉，难受极了，同时还要小心不要打扰到其他人，因为那时我们是十几个人睡在一个大通铺上。
割完小麦，我们还要在场院里给小麦脱粒，这也是一件很麻烦的事情。收割下来的小麦多被雨水淋湿，要先铺在场院里曝晒。小麦要趁天气好的时候一连晒几天，夜间还要派两个人看麦子。晒干的麦子才能敲打、脱粒，脱下来的麦粒装袋，之后装车。一袋麦子约200斤，我们两个人拽着袋子的四个角，其中一人弯腰往袋子下一钻，另一人用力把袋子放到那人肩膀上，那就独自一人扛上了。到车边再由两个人接手，还是一人拽两个角，使劲晃悠几下，就把袋子扔上车了。车上专门有人整理，直到粮食装满一车才算结束。
整个秋收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来到嫩江“五七干校”后连续很长一段时间我们都在不停地收割、打场、把粮食装车，劳动强度比一般的农民还要大很多。因为我们是被下放劳动的，所以没有任何休假，收完小麦之后又开始做其他事情。
东北的冬天很冷，而我们要到堆满厚厚积雪的山上伐木。伐木的劳动强度也很大，但最难挨的是：我们要在零下四十多摄氏度的条件下，脱掉棉袄、皮帽，只贴身穿着我们发的军用绒衣，抡着大斧子砍树。中间休息时有人给我们送饭，除了包子还多了一样——稀粥，不过由于天寒，筷子一从嘴里拿出来就立即冻出一层冰碴儿，条件非常艰苦。除了天寒，山上其实也很危险，我们还要时刻提防野兽。一天的劳动结束时，砍下的树也要我们装车运回“五七干校”。
除了砍树之外，我们还采石头，用来盖房子。采石头要打炮眼，炸药放入炮眼先把大块的石头炸开，之后一个人把着錾（读zàn）子，另一个人抡大锤，把石头采出来。在“五七干校”里，这类重体力活都是我们这些被下放劳动的人做，日复一日，仿佛没有尽头。
等到第二年春天，我们开始下地种小麦、种黄豆，其中种黄豆最麻烦。黄豆苗长起来以后要锄地、除草，一个人要锄两垄地，垄很长，人工一天也锄不到头。等到了秋天，割黄豆更麻烦。豆荚要握起来才能用镰刀割，但豆荚扎手，总用手握，时间长了，指甲都会充血，到最后手指甲会一片片地脱落。
一年下来，农活儿一茬接着一茬，我们永远闲不下来。就是和家人团聚过春节的时候，我们也不得闲，还得被安排去清扫厕所，总之是一刻也不能放松。不管是生活还是劳动，在嫩江“五七干校”这一年多的时间里，我体会了从未体验过的艰苦，后来回忆，仿佛我这一辈子的劳动都在这短短的一年多时间里做完了。
1969年，全家合影
（左起：二女儿孙晓莉、四女儿孙海青、妻子董林、
大女儿孙海燕、我、三女儿孙晓薇、儿子孙云浩）
举家赴贵阳
1969年3月，苏联军队几次对黑龙江省乌苏里江主航道中心线中国一侧的珍宝岛实施武装入侵，并向中国岸上纵深地区炮击。中国边防部队被迫进行自卫还击，这就是震惊中外的“珍宝岛事件”。在“珍宝岛事件”发生后，中苏关系陷入紧张态势，许多在该地区建立的“五七干校”农场开始往内地转移。我们在嫩江硬撑了两年，1970年年底，我们空军在嫩江的“五七干校”开始向贵阳转移，同当地的一个“五七干校”合并。
恰逢转移时分，家中4个孩子接连感染了急性黄疸性肝炎，轮流到齐齐哈尔住院，我们一家只能暂时待在嫩江，等孩子们痊愈再动身。这一拖，便到了1971年4月，我们一家人单独向贵阳转移。
路过北京，等待转车的一段时间，我们全家就临时住在前门外打磨厂胡同的一个空军招待所。招待所食堂有好几个炊事员都是“文革”时期从空军学院调过去的，他们非常照顾我们，吃得还不错。记得五一劳动节那天晚上，天安门放烟火，我们还能凑到跟前看，真是很过瘾。
后来当初整我的“造反派”的带头人不知从哪得知我们住在招待所的事情，下命令撵我们走，我们只得坐火车到湖南株洲。妻子的娘家兄弟在株洲工作，我们要去投奔他。幸好那时，我们坐车的待遇还没有被剥夺，不满18岁的子女和我都是软卧，条件还可以。
到了株洲，我们到了妻子娘家兄弟家，在那里借住了几天，还趁着机会带孩子们去了一趟韶山，看了看毛主席故居。之后我们买了由株洲到贵阳的软卧车票，在车站候车。那时，老百姓对解放军还是很尊敬的，车站的巡逻员见我身穿军装，说：“同志，请你把车票给我看看。”他一看是软卧，就知道我的身份了，主动招待我们到软卧候车室等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