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不清晰的家族记忆
父亲原本应该生活在一个还算过得去的家庭，只可惜我祖父不能持家，所以一家人吃了不少苦，这也养成了我父亲坚韧、朴素的品格。他幼年时期便好学不倦，青年时加入了共产党，因被叛徒出卖而被迫远渡重洋去了日本做劳工，回国后与我母亲喜结连理，毅然决然地投身于考古事业之中。
由于时隔多年，我已记不清马家祖辈们的名字了，只知道祖母的娘家颇为富裕，家境十分殷实。祖父兄弟二人，他上面还有一个哥哥。父亲闲来无事，喜欢给我们念叨那些过往的故事，从他的讲述中，也能大概了解我们家族的变迁了。
父亲出生于山东莒县，记得父亲曾经说过：
我原名马德池，后自己改名为马得志。我家住在一个叫关山沟的村庄，距离县城有15里地。“关山沟”这个词顾名思义，村子两侧被大山包围，我们只能从两端的山口往外走。
我小时候，家里本还算富裕，除了四百多亩田地之外还有几处房子，其中一处是很深的大院。家里有长工，农忙时还会额外雇一些短工，所以小时候我看着家里人来人往，觉得很是热闹。
没分家之前，我母亲管家，我和大哥跟着教书先生在家念了八九年的功课。随着家道衰落，全家迁往东北，也就无力供养我们读书了。
据说祖父和他哥哥的感情本来很好，但后来祖父迷上了唱戏，还自己搭了戏班子，到处搭台演出。养戏班子需要不小的开销，演员、布景、行头，处处都要花钱。祖父搭的戏班子没有名角撑场，都是一些票友，所以演出行情自然不理想，开始时还可以勉强维持，后来逐渐入不敷出。眼看家里的钱财越赔越多，大祖父提出了分家的要求。
据我祖母说，大祖父这人很厚道，当时祖父为了戏班子已经花了不少钱，他倒是既往不咎，说：“现在的家产一分为二，你花你的，我花我的，互不往来了。”
祖父已经过惯了过去那种闲散不羁的生活，分家后非但没有收敛，还认识了一些不务正业的朋友，学会了打麻将，这么一来，很快就把分得的家产折腾得一干二净。
我祖母娘家姓陈，本名叫陈环，结婚后称马陈氏，户口本上也是这个名字。
20世纪60年代，祖母留下的唯一单人照
就像我父亲说的一样，祖母自幼生活在一个优渥的家境中，嫁人后反倒一落千丈。她的性格极为倔强，又要面子，按照现在的说法就是“女强人”，觉得家道中落，在这里既给娘家人丢脸，又给婆家人丢脸，索性做主就去“闯关东”了。
一起去东北的除了祖父母外，还有我的大伯、二伯、父亲和一个姑姑。当时父亲年纪很小，不过三四岁。那个与我素未谋面的姑姑比父亲大两岁，但是由于身体虚弱，在路途中不幸染病夭折。
这一路上，到处可见逃难的人，还有土匪抢劫。考虑到土匪一般都问男的要钱，为了防万一，家里的钱就交由我祖母保管。后来他们果然遇见土匪，祖父身上带的那一点钱全被抢了去。
那时是冬天，很冷，由于拖家带口，所以他们不可能全程步行，中间坐车、坐船、住宿、吃饭，带的钱多半都花在了路上，到东北后所剩无几，顶多只能租个房子。这些事都是祖母告诉我的，但是中间具体的细节她没有多说。
雪上加霜的是，由于东北的冬天实在太冷，祖父又一直抱着父亲，所以手被冻在了一起，后来找了一家小店，他当时不懂，就赶紧将手放在火炉上方烤，这一来情况更严重了，手开始肿胀，后来流脓流血，接着抽筋，最后两只手都残废了。
到东北之后，祖母把家安置在了抚顺县山区的一个山沟里，距离一个叫两家子村的村庄有一二里地。祖父有残疾，家里的主要劳动力就成了祖母。祖父帮着人家放猪，早晨8点起床赶着猪去山边、地沟里吃草。
祖母很不容易，她未出阁前是家里的大小姐，刚嫁给我祖父时又是少奶奶，结果现在来到这么个地方。为了养家，她毅然决然地承担起生活的重担，开始给人家洗衣服，一天能挣三四毛钱，最多的时候是5毛。由于生活艰难，所以家里只能吃高粱米饭，结果父亲吃伤了，有时候宁愿饿着肚子也不肯吃那个。
祖母这个人不仅有魄力，还很有能力。祖母会摊煎饼，一个人能管两个烙子锅，煎饼可以卖钱，也可以换粮食。祖父去世后，她凭一己之力开了一个小煎饼铺，家里渐渐喂上了骡子和马。在这么一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她要养3个孩子，还开了铺子，着实不易。
不懂疾苦，决心上学
父亲小时候也是挺淘气的，他给我讲过不少他自己小时候的故事。据他回忆，有那么几件印象深刻的事。
掉下马车
那时我不过四五岁，原本好好地和母亲一起坐在马车上，不知怎么回事就从车上掉了下去。这时，幸亏母亲反应极快，迅速让马车停下，下车将我扶起。万幸的是，我掉在了马车的后面，若是掉在前面，就难保不会被马蹄子踩到或者被车轱辘轧到了。
感染伤寒
我忘了这是几岁的事情了。
我们本家一个堂姐得了伤寒，尚未痊愈便到我家做客吃饭，当时用的饭碗、餐盘都没分开。她走后，我家包括我在内的好几人都染上了伤寒，幸而母亲无恙。家中如此困难，不过勉强维持生计而已，实在没有余力再请医生了。看不起病，要么等死，要么自己扛过去。我命大，蒙上被子，喝了点热汤发汗，后来就自己好了。
要求上学
七八岁的时候，我看邻居的孩子都上学了，于是吵着要读书。母亲很无奈，说：“家里穷得都成这样了，你还上学？怎么上？”彼时我年纪小，不理解家里的困难和母亲的苦衷，不依不饶。
幸而我们那里的学校不收学费，只需花几毛钱买几本书就行。我先在私塾报了名，后来又去了学校。学校就在两家子村，它旁边是三家子村，这俩村子距离我家有一二里地。我每天清晨早早起床，过河去学校，放学再一路跑回家，白天在正规的洋学堂读书，晚上还去私塾。
私塾一共四个年级（一年级到四年级），学生不多，一个屋里哪个年级的学生都有，每个年级单独坐成一排。
教书的先生是个秀才，叫郑泰恩，当时已经有六七十岁了，留着白胡子。我们教室里二三十个孩子，全是他的学生，有的尚不认字，有的已经读到了四五年级，水平参差不齐。上课时他先教一批，教完后这批学生自己看书，他再去教其他人，就这样把学生分成好几拨教。
郑老师上课的时候很严厉，还拿着把戒尺，不听话的学生要被打手心。我读书的时候一点都不调皮，学习成绩一直挺好的，别的孩子都挨过戒尺打，我就从没被打过。
掉入冰窟窿
我读书的时候是乖孩子，其他时候就不一定了。八九岁的时候我没经过母亲的同意就和小朋友到冰面上玩，结果不小心掉入了冰窟窿，身上的棉裤都湿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