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贵阳之后，因为“五七干校”在郊区，距离车站还有一段距离，干校方面特别安排车到车站去接我们。这次到了农场，我们全家被安排在一栋小平房里，有4间屋子，很宽敞。说来也算因祸得福，大家都知道我家的几个孩子轮流得了急性黄疸性肝炎，全都小心翼翼地躲着我们，反倒给我们一个难得的全家相处机会，而且也减少了我的许多劳动。
空闲下来，我们就自己动手，在地里种菜，油菜、大白菜、白萝卜，长得好极了。每天晚上做饭时，我们就拔下两棵，自己做着吃。有时我去贵阳城镇买菜，那卖菜的人见我身穿军装，还热情地招呼我：“同志，到前面来买，不用排队。”
所以说，虽然来到贵阳后因为孩子生病而被大家孤立了，但我们吃、住的条件好了，生活上也便利了许多，精神上感觉好了很多。
林彪事件发生，得获返京契机
1970年8月23日，党的九届二中全会在庐山召开。会议开幕式上林彪别有用心地大讲“天才”问题，吴法宪、陈伯达等人在小组会上大肆煽动与会者，坚持要设国家主席。毛主席及时洞察这一夺权阴谋，火速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处理此事。10月14日，毛主席在吴法宪的书面检讨上愤然批道：“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为什么这样缺乏正大光明的气概？由几个人发难，企图欺骗二百多个中央委员，有党以来没见过。”至此，吴法宪失势，而我们这些由于当时反对吴法宪而被下放的人开始变得自由一些了。
林彪反革命集团策动武装政变阴谋败露后，林彪于1971年9月13日乘飞机外逃叛国，途中机毁人亡。从那一天起，我们这些下放劳动的人才真正解放，平时再也没有人管我们了，愿意干活儿就干，不愿意干就不干，但是谁也不知道我们何时才能回到北京。
知道自己解放了，我这才放下心来，也清闲了许多。闲来无事时，我就换上旧衣服，装一个馒头，背一壶水，拿着小镐头上山挖药去。提起这把小镐头，还是“五七干校”的一个地方干部给我打的。他和我们不在一个地方，但有时候他们外出劳动要经过我们所在的地方。这一来二去人也熟了，他知道我经常上山挖药，便允诺为我打一把小镐头，这镐头我后来还带回了北京，不过这就是后话了。
再说我上山采药时，一去便是一天，衣服常被刮得一条一条的，不过是旧衣服，倒也不心疼，反而为能挖到许多药材让我很欣喜。山上的药材其实很多，就看人能不能发现它们：何首乌大家耳熟能详，细长的根，末端有肥大的根块，外表呈红褐色，它的块根（何首乌）、藤茎（夜交藤）和叶（何首乌叶）皆可入药，十分有用；黄精，又名老虎姜，顾名思义，状似生姜；七叶一枝花，也叫七叶莲，看起来像棕色的大豆虫，一年长出一个莛儿，之后结果，只要挖出来数数有几个莛儿就知道它的年龄。湖北一带有一个顺口溜就是说七叶莲的：“七叶一枝花，百病一把抓。”就是说它包治百病，很有效。
挖中药也上瘾，有一阵子我天天上山挖药，和当地的采药人都熟悉了，他们也会指导我，告诉我那些都是什么药，有什么功效。我自己就曾挖出一支11年的七叶莲，可惜太脆，断成了两截，让我大呼可惜。
如此过了一阵子，空军方面派来人，找我们每个人谈话，了解情况，询问我们有什么要求。到了1973年1月，在贵阳过完阳历年后，我和全家随着第二批返京队伍离开贵阳。
重返北京，恢复工作
1973年年初回到北京后，我们都回到了原单位（空军学院在“文革”中被撤销，1973年重组后改名空军军政干部学校），但还没有开始正式招生，要先处理两件事。其一，林彪之子林立果在空军学院搞了一个黑据点，我们要对林立果手下的这帮人进行清查；其二，为受打击、迫害的干部进行复查平反。
林立果把空军军政干校的两栋小将军楼作为他的据点，关于政变的计划就是在那里出炉的，其内部又称“571工程”。为了彻查此事，我在单位翻档案、看材料，还要外出做调查，为整个过程中被冤枉的人平反，最远甚至到过云南。
在平反的过程中，我了解到当年受到打击、迫害的干部特别多，且基本都是被冤枉的。为了还他们一个清白，我积极搜集资料，寻找人证、物证，努力做到不冤枉一个好人。还记得我经手平反的第一个人是原空军学院领航系政委谭洛夫。谭洛夫早年和叶群相识，“文革”期间时常或书信、或登门地联系叶群。这在当时是很敏感的，谭因此被打成了“反革命”。负责平反一事后，从调查、复查，到得出结论，我仔仔细细地核查当年的事情，最终为谭洛夫平反。这样的事情还有很多，一直持续到1976年年底我才结束了平反任务。
1977年，“文革”期间停办的各军事院校开始逐渐恢复，空军军政干部学校开始招收部分学员，恢复运转。此时，我被正式任命为空军军政干校二大队（即政治大队）大队长。至此，我也结束了自己的教员生涯，开始了另外一项新工作。
经过长达10年的停办，学校还没有完全恢复过来，一切需要重新建设。不过这对于我们这些原来就在空军学院工作的老同志来说倒不是什么大困难。比如我担任大队长后，主要工作内容还是管理学员，组织学员学习，做起来还算得心应手。
学校的问题不大，反而是家里的压力不小。这时我的工资是每月160元，在20世纪70年代已经算不错的了。妻子原来在民航设计处搞资料工作，但因为家庭出身不好，在“文革”中被整得很惨，后来干脆不能上班了，也没有工资。为了贴补家用，妻子外出去当临时工，做每天1元钱的重体力活。甚至在一次挖沟打工的过程中，妻子的左臂还严重受伤，留下了后遗症，时至今日仍不能伸直。这样辛苦的打工生活一直持续到“文革”结束，妻子被平反。此时她才能重新回到单位上班，享受每月60元的工资待遇。在当时，这二百多块钱要养活我们一家7口人，其中还面临着大多数孩子的上学问题，生活不可谓不拮据，总要精打细算，省吃俭用。
关心学员，加强管理
1978年，结束了恢复学校的过渡阶段，空军军政干部学校的名字取消，恢复原来的空军学院名称。
此时，学校里有4个系：第一个是训练军事指挥干部的指挥系；第二个是训练政治干部的政治系；第三个是训练后勤干部的后勤系；第四个是空军独有的引导飞机起飞的领航系。我被任命为政治系政委，属于正师级干部。
在当政委期间，我十分注意多多接触学员，耐心开导他们，切实帮他们解决生活、学习中遇到的难题。
有一次我遇到了学员需要退学的情况，当时学院规定，副团级干部才能送到政治干部班学习，结果部队送来的学员有的是营级干部，院里表示要坚决按照标准执行，不符合要求的人要退回部队。从学校方面考虑，这是学校的规定，“无规矩不成方圆”，严格把关很有必要。但从情理来说，被送来学习的营级干部被退回去，无论放在谁身上恐怕都想不通，会有思想问题。我抓住了这个关键，并迅速组织政治系下属的4个学员队分别开座谈会，同这些需要被送回去的学员说明原因，不要让他们背思想包袱，同时也多体谅学员的心情，注意疏导他们的情绪。对于此事，后来那些被送回去的学员表示理解，而且对我们的体贴感到很满意。这是我在当政委期间解决的一个大问题。